7月6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
蒋介石接到信后气愤异常，难道罗斯福总统不知道国军精锐已经被史迪威调去云南、缅甸加入了远征军，导致中国战场军力枯竭的事实吗？罗斯福总统没有从常识角度注意到，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美国根本无法相比，况且国民**和日本全面开战已打了七年，维持抗战的承受力在经济方面已到了枯竭的极限。罗斯福总统，你在要求自己的盟友做一些超越他能力极限的事情，这是极为过分的。
蒋介石当然也有蒋介石的办法，他是个有骨气的人，自然不会被盟国的威胁所吓住。既然你们不讲道理，只是催促着让我交出指挥权，那么对不起，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只能由中国人来掌握。来自盟国的任何要求他只当是放屁，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
方先觉的第10军在衡阳的顽强抵抗，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和重庆**争得了一点面子。盟友们突然发现，遥远的中国战场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况且对于蒋介石的固执，罗斯福总统一时也无可奈何，指挥权交接的事即暂时搁置了。
衡阳保卫战对处于内外交困的蒋委员长来说，成了他日夜为之祈祷的精神支柱，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在。他心里非常清楚，此役具有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意义，中国军队在此刻极需证明自己的战斗力，只要衡阳还在战斗，蒋委员长就拥有了和罗斯福讨价还价的有力筹码。
衡阳第10军的战绩这几天成了重庆各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此时正值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的日子，这个难得的胜利消息给了重庆的党国要人和广大后方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兴高采烈地宣称：“这个胜利给了日本人一个教训，日本人不敢再进攻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分析了整个国际形势后，欣慰地表示：“从全盘战略上看，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
蒋介石倒是保持着异乎寻常的清醒，他告诫党国要人们：“我们与日本人战斗了七年，难道还不懂得日本人？日本人还会打下去，衡阳的防卫一定要坚持到底，外围部队一定要跟上！日本人的进攻不会停止，不信，可以看事态的发展。不管怎么样，诸位都要注意，你们是党国的栋梁，在国家的危急时刻必须要服从——我要说的就是：半年内应作最艰苦奋斗之准备！”
蒋介石预感到最险恶最艰难的时刻正在迫近，除了中国战场态势之外，还有中美关系、国共关系、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他明白，他和他的国民**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艰难与考验。
有人在轻轻叩门，蒋介石大声说：“进来！”
负责战时情报工作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梵生走进办公室。王梵生长得面白体胖，眼睛高度近视，总戴着一副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他身穿蓝布长衫，走路步履迟缓，典型的书生模样。
王梵生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个极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对此人的评价是：王梵生是个干才，他无论干什么，不干则已，一干便一鸣惊人。他早年进入过军队，没费什么劲就当上了师参谋长，后来又进入外交界及政界，官至驻日大使馆参赞，以及交通部次长等职。他是个情报分析专家，他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战时对日情报分析的权威机构，每星期要向最高决策人蒋介石报告敌情两次。
王梵生从不寒暄，他认为见面寒暄是一种恶习，除了耽误时间没有任何好处，哪怕是见了委员长，他也是有事说事，没事转身就走，没用的废话一句不说。
王梵生向蒋介石点点头，从皮包里拿出有关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只说了一句话：“委座，日本政局不稳，内部失和，国内各方面情况恶化，我分析，东条内阁有可能在10日内倒台。”
王梵生把文件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转身要走。
“等等……梵生啊，如果东条内阁倒台，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怎么看的？”蒋介石问。
王梵生谨慎地说：“委座，多数人认为，没有了东条的支持，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有可能夭折。”
“嗯，这是其他人的看法，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正相反，如果东条内阁倒台了，马上会有一个新内阁，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有可能被修改，至于修改的结果……我认为军事进攻方面不会减弱，而是要大大加强。原因很简单，因为除了这件事之外，日本新内阁将无事可做。所以，他们会把一号作战计划做到底。”
蒋介石拍拍王梵生的肩膀，赞许地说：“梵生啊，你分析得对，我同意你的看法，日本人不会停止进攻。对于我们来说，军事形势会继续恶化，我们要有所准备。”
蒋介石虽然对军事形势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下一步作战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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