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的作战室里，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正在主持军事会议，与会的有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军长以上将官和参谋人员。
此时的中原战场，中国军队分为两大重兵集团。一是以汤恩伯为首的机动作战部队，下辖4个集团军，总兵力为30万人。汤恩伯集团名义上是军委会直辖兵团，但因配合作战的需要，仍然归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因此汤恩伯还兼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是蒋鼎文指挥的一战区主力——河防军，这是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组成的大军，总兵力为40万人，其任务是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944年4月，中原地区70万中国军队的命运就落在蒋鼎文和汤恩伯这两位位高权重的陆军上将身上。
蒋鼎文是个老资格军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已经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参谋，那时蒋介石还不过是个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所以人们总是错把他俩当成亲戚。那时颇有心计的蒋鼎文，作出了一生中最为正确的决定，他以上校之尊，甘愿屈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军衔被降了四级也在所不惜。当年秋天，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官，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1]
亲临现场。加伦将军见蒋鼎文小身板儿挺得笔直，一举一动都透着军人范儿，怎么看怎么顺眼，于是便即席发问了几句，蒋鼎文皆对答如流。事后加伦将军对蒋介石说：“此人可重用。”这一字千金的评语非同小可，以加伦是国民**首席军事顾问的身份，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从此蒋鼎文官运亨通，成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
平心而论，此公即便在内战战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他官场上的政治手腕倒是远远超过其军事才能。此外，这位蒋鼎文上将还有个不太好改的恶习——嗜赌如命，曾经干出过一夜间输光全师官兵三个月薪饷的事，是个一粘赌台就舍生忘死的赌徒。
此时的蒋鼎文双眼布满血丝，不住地打着哈欠——看来他昨天又是豪赌一宿，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蒋鼎文慢吞吞地说：“诸位同仁，本战区近日形势颇紧，河对岸日本人调动频繁。据情报称，日军似有较大的战略动作。本人已上报军委会及蒋委员长，军委会已派人来我战区商议军事部署问题。”
说到这里，蒋鼎文看了看身边一位中等个子、身材均匀的陆军少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蔡继刚少将。”
年仅40岁的蔡继刚“咔嚓”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大家敬了个礼。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讨论的作战问题，诸位均可同蔡将军磋商，我们第一战区的重大决策，都可由蔡将军直接向军委会上报，获得批准。”
会议室内所有将官的目光一下都落在了这位少将身上。
蔡继刚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晚生年轻无知，虽粗通军事，也多是纸上谈兵，各位长官长年带兵，身经百战，蔡某岂敢班门弄斧？还望各位长官多多指教！”
众将官面面相觑，都不知这位来自军令部的少将身后有何背景，自然没有人敢多嘴。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现在的兵力部署大致是：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约200公里的河岸上，集中4个集团军。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
蒋鼎文说到这里，转向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恩伯，给大家谈谈你那个方向的兵力部署。”
汤恩伯扫了一眼众将官，面无表情地报出一连串布防数据：“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郑州以南；何柱国第15集团军及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路南段西侧；另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和豫皖边区的地方部队布防于平汉路南段东侧。我集团兵力的态势和战役决心是：在郑州东边黄泛区中牟，部署前哨守军暂编15军的27师，其他主力的任务是确保平汉铁路南段之安全。”
这时，一位中将举手要求发言，是第33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
蔡继刚因工作关系，早就认识这位中将，李家钰字其相，是川军老资格将领，抗战前就是第47军中将军长了。他1937年9月率47军出川，一直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1939年李家钰积功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才调到河南担负黄河防务。因为关系比较好，蔡继刚总是称他为“其相兄”，从来不称呼官职。蔡继刚的字为云鹤，所以李家钰称蔡继刚为“云鹤老弟”。
李家钰忧心忡忡地发言：“各位长官，目前日军正在修复黄河铁桥，此举表明日军近来要有大动作，铁桥一旦修复，后果不堪设想。愚以为，与其坐等日军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立刻派飞机轰炸桥南的邙山阵地，然后派小部队过河突袭日军，掩护我工兵将桥再次炸毁。”
应该说李家钰的这一建议非常可行，颇有现代战争中使用特种部队的出奇效果。
但蒋鼎文不以为然：“这类战术动作我看成功的把握不大，对岸日军重兵防守，我小股部队贸然过河，岂不是飞蛾扑火？我战区与日军隔河相峙已达三年，谅日军不敢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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