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连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反响，这在我几乎是猝不及防的。
书稿写完时，我当然也有一种自我估计，如若能够面世，肯定不会是悄无声息的，会有反应的。
然而反应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社会各个阶层，非文学圈子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存活的土壤。
1993年8月，《白》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也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最感动的一次会议。
会后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贤均找到我住的宾馆，主动与我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
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三十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
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五十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一万五千元，这是从签订合同时便一目了然的计算，我也很兴奋一次可以拿到万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跨越进入万元户的行列了。
现在，何与高给我在算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我将可以多得三四千元。
《白》按计划经济的征订数目近一万五千册，这在1993年的新华书店发行征订中已是令人鼓舞的大数了。
按10的版税和近十三元的书价算下来，比原合同的稿酬可以多得三千多元吧。
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我花六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儿吧。
我尚未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问了半天才算明白了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的。
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替我所做的谋算，以至于如此细心。作为一本书的作者，面对这样体贴入微的编辑，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而俗套。
在《白》行世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些认真的或不甚认真的批评文字，无论我无论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其他编辑，尚都能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事。
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
“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书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在这些过程中，老何、老高们坚守着自己对《白》书的观点，当我事后了解某些情况时，真是感慨而又感佩，甚至因为《白》书给他们添麻烦而负疚，反倒劝慰他们。
他们均表示，此种事已经不属和我的友谊或照顾关系的庸俗做法，而是涉及关于文学本身的重大话题。
大约是1997年酷暑时月，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书不存在
“历史倾向性”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
“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
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做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书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
我也基本是这样心态，评奖是一码事，而
“历史倾向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和他在评奖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平常心理。
现在，陈涌的话对《白》书评茅盾奖可能出现的转机仅只是一种猜估，对我来说解除
“历史倾向性”问题的疑虑和误读才是最切实际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
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书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
尤其在误读持续的几年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伙坚守着文学意义的编辑，才构成了那个使我难以磨灭的动人的过程。
至此，这个高门楼在我的感觉里融入了亲切温暖的感觉。高门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凭着一帮如老何老高小洪这样的文学圣徒撑着，才撑起一个国家的文学出版大业的门面，看似对一个如我的作者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过程，透见的却是一种文学圣徒的精神。
作为一个自以为文学神圣的作者，我结识老何老高小洪们，是自以为荣幸也以为骄傲的。
2001年2月20日于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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