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那时的电话没有现在这样便当，通信的习惯性手段依赖书信。
我之所以把给何启治写信的事作为文章的开头，确是因为这封信在我所有的信件往来中太富于记忆的分量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这部书稿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我只告诉给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时嘱咐他们暂且守口，不宜张扬。
我不想公开这个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仅仅只是一时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拿出来投出去。
这部小说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1991年的冬天，我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没有肯定的把握。
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我甚至把这个时间设想得较长，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对夫人说，我就去养鸡。
道理很简单，都五十岁了，长篇小说写出来还不够出版资格，我宁愿舍弃专业作家这个名分而只作为一种业余文学爱好。
无论会是哪一种结局，都不会影响我继续写完这部作品的情绪和进程，作为一部历时四年写作的长篇，必须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才算了结，心情依旧是沉静如初的。
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南行的讲话摘录。
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
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然会随着两个
“一点”迅速强大起来。关键只是自己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力的问题了，这是需要检验的，首先是编辑。
我便想到何启治，自然想到他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艺类书业出版系统的高门楼，想着这一层还真有点心怯，
“店大欺客”与否且不说，无论如何还是充不起要进大店的雄壮之气来。
然而想到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老朋友何启治，让他先看看，听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见，那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春节过后，我便坐下来复阅刚刚写完的《白》书书稿，作最后的文字审定，这个过程比写作过程轻松得多了。
大约到公历2月末，我决定给何启治写信，报告长篇完成的消息，征求由我送稿或由他派人来取稿的意见。
如果能派人来，时间安排到3月下旬。按照我的复阅进度，3月下旬的时限是宽绰富余的。
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这是我对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种护佑心理，生怕某个依旧
“左”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信发走之后，我才确切意识到《白》书书稿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幢高门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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