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贤锁上围墙上的木栅栏门，走在康家村的街道里了。结婚进了勤娃家的小院，她很少到村子中间的稠人广众中走动过。地里的活儿，父子俩不够收拾，用不上她插手。缸里的水不等完，勤娃又担满了。她恪守着母亲临将她出嫁前的嘱咐：甭串门，少说是非话，女人家到一个村子，名声倒了，一辈子也挽不回来。在娘家长人哩，在婆家活人哩！
她到康家村两三个月来，渐渐已经获得了乖媳妇的评价。她走在仍然有些陌生的街道里，似乎觉得每一座新的或旧的门楼里，都有窥视自己的眼光。做媳妇难，她缓缓地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总不可避免拘谨；总算走到村庄中心的祠堂门前了，这是冬学的校址。门口三人一堆，五个一伙，围着姑娘和媳妇们，全是女人的世界。
她走进祠堂的黑漆剥落的大门了，听勤娃给她介绍康家村的人事状况的时候说，这是财东康老九家的祠堂，历来是财东迎接联保官人的地方。康家村的穷庄稼人路过门口，连正眼瞧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旦被传喝进这里，就该倒霉了。这是一个神秘而阴森的所在，那些她至今记不住名字的康家村的老庄稼人，好多缴不起税款和丁捐，整夜整夜被反吊在院中那棵大槐树上……现在，男人和女人在这儿上冬学了，男人集中在晚上，女人集中在后晌。
祠堂里摆着几张方桌和条桌，这是临时从这家那家借来的。玉贤在最后边一张条桌前坐下了，听着妇女们唧唧喳喳说笑，她笑笑，并不插嘴。
金嫂和村长领着一位先生进来了。她从坐在前边的两位女人的肩头看过去，看见一位年轻小伙儿白净的脸膛，略略一惊，印象里乡村私塾里的先生，都是穿长袍戴礼帽的老头子，这却是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娃娃，新社会的先生是这样年轻！只听村长介绍说先生姓杨，并且叫妇女们以后一律称呼杨老师。
村长说他有事，告辞了。金嫂也在一张方桌边坐下来，杨老师讲课了。
玉贤坐在后面，她有一种难以克服的羞怯心理，不敢像左右那些女人们扬着头，白眨白眨着眼睛仔细观看新来的老师的穿着举动，窃窃议论他的长相。她一眼就看见，这是一张很惹人喜欢的小白脸，五官端正，眼睛喜气，头上留着文明头发，有一绺老是扑到眼睛上头来，他一说话，就往后甩一甩，惹得少见多怪的乡村女人们吃吃地笑。玉贤只记得爷爷后脑勺上有一排齐刷刷的头发，父亲这一辈男人，一律是剃光头，文明人蓄留一头黑发，比剃得光光亮亮的头还要好看多了。
老师讲话了，和和气气，嘴角和眼梢总带着微笑，讲着新社会妇女翻身平等的道理，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讲着就点起名字来了。
他在点名册上低头看一眼，扬头叫出一个名字，那被叫着的女人往往痴愣愣地坐着不应，经别人在她腰里捅一拳，她才不好意思地忸怩着站起——她们压根儿没听人叫过自己的名字，倒是听惯了“牛儿妈”“六婶”“八嫂”的称呼，自己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引起一阵哗笑。
在等待中，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而又柔声细气的男子的呼叫“吴玉贤”的声音，她的心忽地一跳，低着头站起来，旋即又坐下。
点过名之后，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八个字，转过身来领读的时候，那一双和气的眼睛越过祠堂里前排的女人的头顶，端直瞅到玉贤的脸上，对视的一瞬，她忽地一下心跳，迅即避开了。她承受不了那双眼光里令人说不出的感觉……教的什么字啊，她连一个也记不住！
不过十天，杨老师和康家村冬学妇女班上的女人们，已经熟悉得像一个村子的人一样了。除了教字认字，常常在课前课后坐在一起拉家常，说笑话，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婶子，居然问起人家有媳妇没有，想给他拉亲做媒了。
杨老师笑笑，说他没有爱人，但拒绝任何人为他提媒。他大声给妇女们教歌，“妇女翻身”啦，“志愿军战歌”啦。课前讲一些远离康家村甚至外国的故事，苏联妇女怎样和男人一样上大学，在**里当官，集体农庄搭伙儿做庄稼，简直跟天上的神话一样。
玉贤仍然远远地坐在后排的那张条桌旁，她不挤到杨老师当面去，顶多站在外围，默默地听着老师回答女人问长问短的话，笑也尽量不笑出声音来。她知道，除了自己年纪轻，又是个新媳妇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什么迷迷离离的一种感觉，都限制着她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畅快地和杨老师说话。
杨老师教认字完毕，就让妇女们自己在本上练习写字，他在摆着课桌间的走道里转，给忘了某个字的读音的人个别教读，给把汉字笔画写错了的人纠正错处。玉贤怎么也不能把“翻身”的“翻”字写到一起，想问问杨老师，却没有开口的勇气。一次又一次，杨老师从她身边走过去了。
“这个字写错了。”
杨老师的声音在她旁边响起，随之俯下身来，抓住她捉着笔的手，把“翻”字重写了一遍。她的手被一双白晳而柔软的手紧紧攥着，机械地被动地移动着，那下颌擦着她耳朵旁边的鬓发，可以嗅着陌生男人的鼻息。
“看见了吗？这一笔不能连在一起！”
杨老师走开了，随之就在一个长得最丑的婆娘跟前弯下身，用同样的口气说：“你把这字的一边写丢了，是卖给谁了吗？”
婆娘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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