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对不起，我并不相信这句话。
我活到现在的二十五年间，经历过许多谁也不知道真相的事。十五年前下着大雪的一个夜晚，崇山峻岭间的小村子，破得透风漏雨的瓦房里，我爸将我妈压在炕上，用一条皮带缠住她的脖子。十岁的我蜷缩在角落，雪花透过窗户缝隙落到鼻尖，我看着妈妈的两颗眼珠子突出眼眶，舌头伸出紫黑的嘴唇，直到身体与双眼最终一动不动，一股尿臊味从她棉裤里传出。我亲眼看着爸爸杀死了妈妈，因为他抓到了妈妈偷人的证据，怀疑我不是他的亲生骨肉。确实，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他，也不知像隔壁张木匠还是邻村王书记。虽然生我的男人只有一个，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也许那几个人也不知道？也许我妈也不知道？不久，养育我长大的爸爸被警察抓住，在法院被判了死刑，枪毙在黄河边的法场。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生的。
我叫杨兵。在我妈被我爸杀了以后，我被外婆养到十八岁，便离开山村来到城市。我不只是出来挣钱，也为躲开村里人像看狗一样看我的眼神。我干过各种差事：在小饭店里端盘洗碗，在洗浴中心给人搓澡，骑电动车为麦当劳送外卖……
四年前，我来到工地，参与建造未来梦大厦。打地基时我发现泥土很软，常有陷下去的感觉。我们从地下挖出许多棺材，甚至发现一座古墓。文物部门要求停工，听说送了红包才重新开工，明朝坟墓也被粉碎在混凝土中，大致就是后来的地下四层。
大厦落成后，我应聘为商场保安，换上精干笔挺的制服，似乎就要出人头地。相比还在工地卖苦力的同乡，我自认为高人一等，再有人拉我去夜排档喝酒，我就回答：“瞧你那乡巴佬的熊样！撒泡尿照照，不要脏了我的衣服。”
干了三年保安，银行卡里只攒下万把块钱，但除了经常值夜班巡逻，也没干过什么脏活累活。我不指望主管给我加薪，更没有回家讨老婆生娃的念头——村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不知亲爹是谁的野种。我只能每天上班下班，每一个漫长黑夜，从商场一楼走到九楼，听自己像鬼一样的脚步声——有时也会遇到鬼。
好吧，你不会相信我的。反正我也说过，真相从来不止一个！我看到的就是真相，悄悄对着你的耳朵说——
假人！凌晨三点后，它们真的会动！但我装作没看见，平静地在黑暗中走过，更不敢看它们的眼睛。曾有个值夜班的保安，向主管报告半夜里假人会动，主管当他有精神病，而隔天凌晨三点，他就从七楼中庭掉到底楼摔死了，警察鉴定为自杀——我才不信呢！那是假人们的报复，严禁泄露秘密！你问我为什么现在倒敢说出来？因为，我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抱歉绕了那么多弯子，接下来就要说真相了——不过，我的真相，不一定是你的真相。
4月1日。星期日。夜，22点19分。
我如此坚信这就是世界末日。
天崩地裂的几分钟里，我亲眼看着主管死去，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玻璃削去了脑袋，鲜血喷到我的脸上。不是自我表扬，我是个优秀的保安，短暂的慌乱与恐惧后，就恢复了镇定。我找到几支手电筒，帮助幸存的人们逃下楼梯。大多数人聚集到底楼中庭，想从商场出口挖一条逃生的路。我却在照顾受伤的女清洁工——不要乱想，人家是四十多岁的阿姨，平时对我挺友善的，不能丢下她不管——因此才从后来的踩踏中捡回性命。
凌晨，只剩二十来个幸存者，吴寒雷教授成了领袖，而不是大楼的主人罗浩然——对了，你一定会问到他。说实话我以前对老板一无所知，灾难发生后才知道他的名字。反正世界末日谁都不鸟谁，就算是美国总统也是等死的可怜鬼。但作为公司员工，我依然毕恭毕敬喊他罗先生。他多数时间维护地下四层的发电机，很少与人说话，基本是孤家寡人。
有一个人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永远穿着迪奥的郭小军。
半年前，我在地下车库值班，看到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如赛车飞驰过来。我大喊停车，没想到那辆车停在电梯口。我过去客气地请他把车停好，别堵住进出电梯的通道。开车的是穿迪奥的郭小军，旁边还有一个帅哥，像哪部偶像剧的男二号。这孙子明显喝了酒，重重打开车门，几乎把我撞翻，搂着男明星往电梯走去。我知道有钱人不好惹，但让主管看到有车停在电梯口，肯定会扣我工资。我忍痛追上去拦截，义正辞严要他把车停好。他冷冷地抛出一个字：“滚！”这个字反而刺激了我，无论如何不让他走。没想到郭小军掏出一沓人民币，直接扔到我脸上，少说也有好几千块。他是故意侮辱我，以为我会弯下腰去，低三下四捡起这些钱，然后满脸堆笑送他进电梯。可他看错了我，我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我想我目光里已有杀意了。娘娘腔的男明星拉着他说：“小军，算了吧，别跟这种人计较，我们今晚不住这间酒店了。”郭小军却甩开他，眼皮都不眨地扇了我一耳光。这傻逼手劲很小，而我皮糙肉厚，没感觉到疼。他又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直到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正好电梯门打开，郭小军拉着男明星进了电梯，丢下一句：“贱种！只配一辈子做保安！”
那一晚，因为那辆停在电梯门口的保时捷，我被主管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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