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来中国访问，在谈及我国科幻小说在描绘末日题材时所表现出的黑暗与严酷时，他认为这同我们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的遭遇有关，而他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则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历史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对未来的想象中。但反观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宇宙中不像现代的加拿大，倒更像五百年前欧洲移民到来之前的加拿大土著人。当时，由不同民族组成并代表至少十个语族的上百个部落，共同居住在从纽芬兰省到温哥华岛的加拿大。设想当时如果有一位土著科幻作家，也用同样的乐观设想他们的未来，现在回头看看显然有些太乐观了。不久前出版的由加拿大土著人作家乔治斯·伊拉兹马斯和乔·桑德斯所著的书《加拿大的历史：一位土著人的观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叙述。
正因为从历史看未来，王晋康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色彩，即使在想象中的未来和想象中的末日，这种色彩也是那样鲜明而厚重。《逃出母宇宙》虽然对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但其深层的思想是中国的，其中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也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书中反复出现的忧天的杞人形象就是这方面生动的象征。这部作品给人留下的一个深刻命题是：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古老的东方文化和价值体系，是否在未来的末日灾难中具有更大的优势？
当然，《逃出母宇宙》展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科幻的魅力就在于把不同的未来和不同的选择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当然期待能出现另一类描述末日的更加乐观的科幻小说，展现一幅完全不同的末日图景，比如在其中人类传统的核心价值得以保留。
回到太空灾难的话题上。对于这些来自太空的难以预测的灭顶之灾，人类社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做过相应的准备。对末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宗教中，没有上升到科学高度。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大多着眼于现实层面，即使思考未来，也是局限于现实的直线延伸，很少考虑末日灾难这样的突变。所以，从启蒙时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到今天学派纷繁的理论，对末日灾难下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lún_lǐ和文化的研究都很少见。
在现实层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涉及末日灾难，这显然是人类宪政体系中的一项重大缺失。我曾经与一位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于灾难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架构。这位学者其实没有注意到局部灾难与文明灾难和末日灾难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局部灾难发生时存在外部的救援力量，而且这种救援力量一般都很强大，往往是整个社会集中力量救援只占国土一小部分的灾难地区和人群。但对于文明灾难和末日灾难，人类世界整体同时处于灾难中，外部救援力量根本不存在。这时，现有的法律和道德体系将无法适用。对于末日灾难，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核心问题是：如果集中全部社会资源只能使少数或一部分人幸存，该怎么办？迄今为止，现代的法律和lún_lǐ体系对这个问题一直模糊不清。不可否认，在现有的社会价值观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是十分困难的，会出现激烈的争论和多种选择：可以选择让部分或少数人幸存，也可以选择坚守人类的传统价值观，让所有人平静地面对死亡。这些选择孰是孰非，可以见仁见智地讨论，但不管选择哪一种，最后在法律和lún_lǐ上必须明确：这是一个文明世界对自己应负的责任。否则末日到来之际，世界将陷入一片恐惧和茫然，在最后在大混乱中，人类既失掉尊严，也失去未来。
在这种情形下，《逃出母宇宙》所带来的震撼的末日体验，更彰显了科幻文学独特的价值。
2013.11.20.于阳泉
人活着是为了享受活着的乐趣，不是为了逃避死亡。因为无论个体的死亡，还是人类物种乃至宇宙的灭亡，最终都是无可逃避的。
——马士奇对患绝症的八岁义子的谈话
转引自《百年拾贝》，鱼乐水著
那个时代令人目眩的科技成就基于一个新的科学体系，该体系则基于两点基本发现：真空（空间）有深层结构；真空可以因高能激发而湮灭为“真空的空洞”或曰二阶真空，释放出低强度的光能。
——摘自《百年拾贝》，鱼乐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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