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官下达命令后，龙小羽立即被五花大绑起来，手上脚上还戴了镣铐。他很不方便地拖着脚步，在法警的前呼后拥下走出屋子，走到院子里，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押解车。
当这辆押解车被两辆警车一前一后地押解着，鱼贯驶出平岭市公安局看守所隆隆洞开的大铁门时，韩丁正坐了姚大维的吉普车，高速行驶在赶往市局看守所的半途中。韩丁是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拨通姚大维的手机的。姚大维几乎不敢相信韩丁在手机里所讲的事会是真的。“这太不可能了，这案子不会错的！”姚大维坚定地连说了好几遍，并且一再问韩丁：“你去杭州了吗？你亲自去杭州了吗？你见到那个大雄了吗？”韩丁不知为什么连那种律师绝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没错，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也不相信这案子会有错！可我就是看到大雄了，我看到他的照片了，那就是他，没错！”
无论怎么难以置信，姚大维还是开着车子来了。他在火车站附近一个避风的街口接上韩丁，往法院的方向开。路上姚大维满腹疑惑地给什么人打电话，愤愤地说这事。从电话那边他才知道龙小羽正是今天执行，法院的人一大早就去看守所了，他们又掉转车头往看守所开。他们赶到看守所之后知道龙小羽已经上路，于是又顺着押解车的后尘拼命地追赶过去。
处决龙小羽的刑场设在平岭的郊外，设在一个废弃多年荒无人迹的砖厂里。那里有一个取土造坯挖出的大坑，那大坑说准确些更像一块杂草不生的洼地。姚大维带着韩丁赶到这里之前，一路不停地打着手机，他打给法院和检察院的熟人，想让他们电话通知负责执行的法官停止执行，但没有一个电话打成功的，对方不是关着机就是找不着人。那一个个劳而无功的电话加剧了韩丁的焦急和绝望，他那时就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们也只能信天命、尽人事了。也许真如佛教中说的那样：一切都是有缘由的，无论生，无论死。
就要看龙小羽是不是真的命不该死。
当韩丁和姚大维赶到那个窑厂，走近那片洼地时，他们看到警车和押解车还都停在那里，车上的警灯还一闪一闪地转着。郊外的风比城里还要大，风把洼地里的黄土卷起来，向散在高处担负警戒任务的法警扑去。风也拼尽全力地拽着韩丁的头发，但没能拽住他奔跑的步伐，他一下了车就朝洼地的斜坡跑去，那辆外形厚实的押解车和另两辆虎视眈眈的警戒车都把守在通往大坑的那个斜坡上。一个法警一手端着袖珍***，一手拉着头上怕风吹走的大盖帽快步上来拦截他，嘴里威严喝道：“站住！”韩丁没有站住，继续往前走，他和那法警立刻扭在了一起。法警比他强壮多了，在他附近的另一位持枪的法警也增援上来了，韩丁力不能敌，只好放声高喊，他想让自己大喊大叫的声音穿越封锁，惊动警车前监督执行的法官检察官，惊动整个刑场。
“枪下留人！枪下留人！冤枉！”
站在车前的法官和检察官，以及负责制作执行记录的书记员都听到了这个声嘶力竭的叫喊，都转过头来，远远地往这边看。
根据规定，临刑喊冤，执行法官必须站出来做出决断，但他们全都呆呆地愣着，也许他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临刑喊冤的，竟然不是犯人自己，而是一个擅闯法场的外人。
他们还看到，这个外人是坐着一辆公安牌照的吉普车赶来的。吉普车上的姚大维也下来了，竖着大衣的领子走过来，向已经把韩丁反扭胳膊掀翻在地的两位法警出示了自己的证件，然后越过法警，大步向法官走来。
韩丁被法警的一只膝盖无情地压在地上，弄了一脸黄土。他抬头看到姚大维和法官检察官比比画画地交涉着，那位检察官不断地问着什么，姚大维忽而摇头忽而点头地解释着什么。终于，韩丁看到，法官打断他们，开口说了句话，马上就有人大声向洼地里招呼着……韩丁看到，两个法警押着龙小羽从洼地里走上来了，这时顶在他身上的那只坚硬的膝盖也松开了，他失去平衡地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才狼狈不堪地爬起来。在爬起来的刹那他清楚地看到，龙小羽在被押上车子之前，目光朝他这边惊呆地一闪。
法官和检察官都向他走过来了，姚大维和书记员也跟过来了。他们这一干人都走近他，法官当头便问：
“你是龙小羽的律师吗？”
韩丁拍打着衣服上的黄土，尚未回答，那位年轻的检察官已经认出是他，他们在法庭上曾针锋相对。“对，是他”检察官确认了韩丁的身份。但他用更加严厉的质问几乎代替了法官的角色。
“你喊冤，有什么证据吗？”
“我刚从杭州过来，杭州钱塘看守所有一个在押人员揭发祝四萍是被一个叫张雄的人杀死的。”
检察官的态度依然强硬：“我问你带证据来了吗？”
韩丁也把声音放大，放得强硬起来：“你们可以去找杭州检察院联系，我要是把材料都找齐了再过来还来得及吗？”
检察官愣了，不知是韩丁的气势还是韩丁的道理让他张口结舌。法官是个老资格，样子很压得住阵，他不由他们争下去，一板一眼地说了结论性的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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