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也抱了我，我们不顾过往路人的侧目和讪笑，紧紧拥抱在一起。一切怨恨和不满在此刻都微不足道了。我们拥抱着对方的身体，也拥抱了我们彼此的委屈和共同的苦难，拥抱了一种相依为命的心情。感受到这个心情让人禁不住想要流泪，可同时又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安慰。
我们拥抱了很久，风把我们吹透了，吹得全身麻木。我轻轻地说了句：“回去上班吧，别丢了工作。你要想跟我说什么，晚上就去找我。”
我松开她，转身跨街走了，像个大男人那样头也不回。
白天，我最后一次去了国宁公司。没有见到钟氏兄妹。但公司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明显地不自然了，我的身后总是一片嘀嘀咕咕交头接耳。我把办公室的东西清理了一番，拿了我的私人物品，把属于公司的东西整理清楚，连同办公室和文件柜的钥匙，都留在了屋子里。
走之前我去找了隔壁的秘书，告诉她我已辞职，办公室里的东西要不要向她清点交接一下？她犹豫片刻，让我回去稍等。十分钟后，她竟然带来两位公司的保安，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言不发地清点东西，甚至还要求检查我要拿走的那些私人物品，平时那一脸过度热情和天真装纯的笑容，此时一点影儿都没有了。我微微咧开嘴笑了，仔细看她。她回避着和我对视，拧着脸只看那些东西。我这么看她并不是为了谴责，而纯粹是因为好奇。我原来怎么也想像不出她这张总是带笑的乖乖脸竟能做出如此凶狠冷酷的表情。
离开了国宁公司，我乘出租车直接回了家。回家后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跟钟宁吹了，我今天已经辞了职，跟您说一声。我爸在电话里跟我急了：什么，到底又因为什么？是不是又因为那个叫什么安心的？我说对！我爸说你怎么这么浑……我没听他说下去就把电话挂了。
晚上，天擦黑的时候，安心来了。我们煮了咖啡，像以前那样靠着沙发，面对面地在地毯上盘膝而坐。我们都没有吃饭，或者说，都没有饥饿感，咖啡因此在嘴里显得很苦。这大概正呼应了我们此时的心情。苦涩现在恰恰最能让我们为之感动。
安心说：“关于那个孩子，你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谁是他的父亲？”
我淡淡笑一下：“我想我已经知道谁是他父亲了，这事儿不难猜的。”
安心看着我，毫不惊讶，她平静地问：“你猜到了谁？”
我故意沉了一下，用同等的平静，回答：“是那个姓潘的，那个替你还钱的人，对吗？”
对，是那个姓潘的，我其实早该想到了。从那天夜里安心在街角向他哭诉，到后来他替安心还了欠债，他们之间显然不是一般的朋友。如果他是孩子的父亲，一切就都顺理成章，就都能解释得通了。惟一让我别扭的是，这个姓潘的，年龄太大了，他几乎可以成为安心的父亲。
我不想说那男人的坏话，我本可以对他那一脸的褶子好好地挖苦几句的，但我怕刺伤安心。我只说了句：“那个人，你不觉得他太成熟了吗，找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不是特有安全感？”
安心先是皱了眉，那是吃惊的表情，继而她笑了：“你猜到哪儿去了，你怎么会以为是他？他是我的头儿，他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我！”
“头儿？”我有点犯愣，“什么头儿？你和他，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安心回避开我的注视，她不回答。她转脸看窗外，也许是在思考应该怎样地回答我，她迟疑得连我都有点不堪重负。我想开个玩笑替她解脱，我想让她知道，我什么都不在乎，在我面前任何事都不必成为难言之隐。
“你们不是什么黑社会团伙吧？”
我的玩笑开到了极致，用以帮她放松神经。安心没有笑，但至少她脸上的线条已被松弛。在夕阳最后的一道余光下那张脸依然美丽，依然娇嫩、单纯和天真，这使她刻意保持平静的声音难免有些不相匹配。
“杨瑞，我告诉你，我没有上过什么广屏师专，也没有到南德的什么中学去当老师。你说的这个老潘，是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二级警督，我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员。”
我的心咚咚直跳，安心说她是警察和她说自己是黑社会一样让人震惊，让人几乎无法相信！就如同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安心已经是一位母亲那样，我无法从她那张尚嫌幼稚的脸上，看出她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缉毒警察！
我真的发呆了，再也装不出镇静，我喃喃地说了句：“你到底哪句是真的？”以掩饰自己的惊慌无措。其实，我问这话的同时已经知道，她现在坦白的一切，才是那个真正的安心。
天色似乎比平时暗得要早，也许冬天到了，白昼已经缩短。客厅里那两个挂了纱帘的窗户上，仅仅残余着些日落的天光，像两只大而无神的眼睛，默默地看着渐渐沉入阴影的我们。我们谁也没有想起去开灯，似乎都希望黑暗能将自己的表情隐藏。
安心的声音，在看不清面孔的黑暗中显出少见的成熟，那低沉而且略哑的语言几乎像是一个沧桑女人在讲述一段陈年的往事。虽然这段往事对她的人生来说只是刚刚翻过的一页，但她说来和我听来竟有一种岁月遥远的隔世之感。
“我六岁在清绵老家上的小学，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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