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时期很快地过去，和平的统治恢复了。人们照常和平地（至少是在表面上）生活下去，把战争当作了一场噩梦。然而实际上变化是在开始了。张军长被联军各将领推举为军事的领袖，从而又做了政治的领袖。他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并且公开表示要施行新政。社会上开始有了一点新的气象，学生们也活动起来了。新的刊物又出版了三种。觉民弟兄的几个同学也创刊了一种《黎明周报》，刊载新文化运动的消息，介绍新的思想，批评和攻击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思想。觉慧热心地参加了周报的工作，他经常在周报上发表文章。自然这些文章的材料和论点大半是从上海、北京等处的新杂志上找来的，因为他对于新思想还没有作深刻的研究，对于社会情况他也没有作精细的观察。他所有的只是一些生活经验，一些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和青年的热情。至于觉民呢，他白天忙着学校的功课，晚上按时到琴那里去教书，对于周报的工作并不热心赞助。
周报是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第一期一千份不到一星期就卖完了。第二期也是这样。它出到第三期，就已经有了两三百个订阅者。周报社的中坚人物是跟觉慧同班的张惠如和高他一班的黄存仁，还有一个在“高师”读书的张还如，是张惠如的兄弟。他们都是觉慧敬爱的朋友。
周报创刊以后觉慧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他第一次发见他面前有一个可以发散他的热情的工作，并且看见自己的思想变成文字印在纸上，一千份一千份地散布出去，各处的人都了解他的思想，有的人甚至于送了同情或者响应的回声来。这种快乐，在他的眼里竟然带了一种空幻的、崇高的性质。他本来很想把课余的时间完全花在周报上面，然而他又害怕会引起祖父的干涉或者还会给大哥添一些麻烦，便只好隐瞒着他跟周报的关系。
但是这也没有用处。终于有一天克明在觉慧的房里读到了周报和觉慧的文章。克明不说什么，只是冷笑一声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报告祖父。从这时候起觉慧在家里就变得更小心了。他的活动，他的工作，他的志愿，他都不让家里的人知道，他甚至不告诉觉新，因为他知道大哥并不完全同情他的行动。
他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趣愈来愈浓，因此在行动上他尽量地表现出来年轻人的热心。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们的周报社发展成了一个研究和传播新文化的团体。每个星期天在少城公园池边茶棚里的周会，一二十个青年围坐在几张桌子旁边热烈地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或者每周一两个黄昏里三五个社友聚集在某一个同学的家里，谈论各人将来的计划以及怎样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因为这一群还不到二十岁的新的播种者已经感染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在这些集会聚谈中，他们就已经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了。还有一页一页排好的校样，印刷机的有规律的动作，最后从印刷机上出来的一张一张印得非常美丽的报纸，以及一封一封从不认识的人寄来的信函——这一切在觉慧的生存中都是如此新鲜而有趣的。他以前从来不曾梦想过它们，然而如今它们来了，朴实而有力，抓住了他的渴望活动的青年的心。
在这种环境里，他逐渐地进到新的园地里去，而同时他跟家庭却离得更远了。他觉得家里的人都不能够了解他。祖父永远摆出不亲切的严肃的面孔，陈姨太永远有着那张狡猾的擦得又红又白的粉脸，继母对他客气而不关心。大哥依旧天天实行他的“作揖主义”，嫂嫂的丰满的面庞也显得憔悴了，她的肚皮一天一天地大起来。叔叔和婶婶们已经在背后责备他近来对他们太傲慢了，没有一点子侄辈的礼貌。他们有一次居然在他继母的面前批评他的行动，要她好好管教他。在这个公馆里跟他接近的人现在就只有觉民。但是觉民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工作，甚至在思想上，他们中间也有了显著的距离。此外还有一个人，他每一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心就变得非常柔和。他知道在这个公馆里至少还有一个人是爱他的。这个少女纯洁地、无私心地爱着他，时时刻刻都在为他祝福。他每一次看见那一对比嘴还更会讲话的眼睛，那一对被纯洁的爱燃烧着的眼睛，他觉得一种yù_wàng在他的心里生长起来，他想在这一对眼睛里他可以找到一切，他甚至可以找到他的生活的目标。偶尔在感动和激情相继袭来的时候，他真想单单为了这一对眼睛放弃一切，而且他以为这是很值得的。然而他一旦走到外面，进入新的环境，跟新的朋友接触，他的眼界又变宽了。他觉得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在那里他的青年的热血可以找到发泄的地方，在那里才有值得他献身的工作。他更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少女的一对眼睛跟广大的世界比起来，却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够单单为着那一对眼睛就放弃一切。他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奋斗》半月刊上面读过一篇热情横溢的文章。那位作者在文章里说，生在现代的中国青年并不是奢侈品，他们不是来享乐，是来受苦的。他们生活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面，他们的责任重大，他们应该把全部社会问题放在自己的肩头上，去一一地解决它们。他们当然没有精力顾到别的事情。最后作者教训似地劝告青年：“应该反对恋爱，不可轻惹情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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