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1925年10月13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内蒙古各盟部旗约百余名代表出席，也有一些蒙古族青年列席；共产国际、中国x产党、中国国民党、冯玉祥国民军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均有代表出席。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伊盟“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中x党员吴子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中x党员李裕智、吉雅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中x党员佛鼎、多松年、乌兰夫、王瑞符等参加了大会。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之后，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中国x产党的大力配合下，在内蒙古地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
在锡尼喇嘛领导下，伊盟乌审旗建立了旗党部，下属17个党支部700余党员，组建了人民革命军第12团，推翻了王公札萨克政权，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公会，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政策，这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一块红色根据地。该党中央领导机关于1926年底迁到宁夏银川后，开辟了阿拉善旗的工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内蒙古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于1927年8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重申了党的纲领，确定了党的方针与任务，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锡尼喇嘛的战友孟和乌力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白永伦为秘书长，组成了新的常务委员会。1945年11月成立了中国x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双方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x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肩负的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全部纳入了中国x产党的领导之下。
“”文革冤案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给内蒙古人民的心灵、精神、和物质方面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六十年代后期，“文革”的狂风已经刮遍了全中国，草原深处也未能幸免。
1966年5月，内蒙古党政军的一把手乌兰夫被当做资产阶级当权派打倒。内蒙古各个造反派鱼龙混杂，派系林立局势陷入混乱。1967年4月，中央决定派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紧急前往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
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草原遍地都是”“都是乌兰夫的暗班子”1968年的秋天，这样的讲话和标语散布在内蒙古的各个角落。
此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是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当时挖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术的审讯，导致一个人最少可以咬出几百个嫌疑人来。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边防派出所民警必立格，则将毛x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但此时“”的冤案还在不断扩大，甚至不少牧场也被宣判为“叛国畜群”，牛群、马群、马群都被没收、赶走甚至杀死。内蒙古苏尼特旗优良白马纯种因此而断绝。
草原上开始渐渐流行起一个女知青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内蒙古情况的故事，而这个女知青就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
周总理收到了侄女的家信之后，意识到情况严峻，迅速采取了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很快决定对内蒙古的被迫害的干部们平反的决定。但是，此后由于内蒙古被害干部家属们群情激愤与那些“左”派的群众们发生了冲突。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施军管的决定。客观的说这对遏制当时内蒙古的极“左”局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内蒙古当时受“”案受牵连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发出文件：迅速纠正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文件上赫然打印着主席亲笔批文：照办。
1978年4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x邦报请华x锋批示，认为该案是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臆断，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应该完全予以否认。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x、“四人z”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及：“内蒙古自治区因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陷害，一万六千二十二被迫害致死。”这场劫难受牵连的人数之多，刑罚之残酷实属罕见。
据1978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显示，“挖肃”运动不仅给蒙古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伤害，在环境和经济上也造成巨大的损失：“几百万亩草原因垦荒变沙化”，“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产量严重下跌”，“牧民缺衣少穿，含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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