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勋一时语塞，方才青年男子也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想是驳不倒吕沫便只能作罢。吕沫见高勋难以作答，自鸣得意的向众人拱了拱手，字正腔圆的说道：
“学识不在多少，而在乎于是否精钻，在乎于是否能为大王所用。方才高兄之言，看似颇有道理，殊不知高兄所虑之事，大王与内朝所议早有定论。
依吕某之见，相国大人推行《推商税》正乃恰逢其时，可谓大旱逢甘霖，救民于水火。”
正值吕沫自鸣得意之际，百里燕已经看不下去，他立身而起说：
“依吕兄之见，铸钱实为补旧，那勋戚士大夫为何也如奸商不义之徒一般，在《农桑令》颁布不久，也赚的彭满钵满。莫非勋戚士大夫之流，亦如鸡鸣狗盗之辈，与奸商不义之徒同流合污赚取不义之财。”
“阁下便是益草堂魏郎中吧，在下有礼了。”吕沫定睛看去，目中闪过一丝忌惮，在他掩饰之下，全然没有反应在脸上。然后接着话茬继续说道：“不知魏郎中所指究竟何事，何为同流合污，同流在何处，又合污何事，还请魏郎中指教一二。”
“指教愧不敢当。但据在下所知，鼎炀侯府十年前，府中家室、仆役、门客人等不过两百余人，六年前一跃多达六百余人。
这四年间即便江东之战鼎炀侯受恩封赏，府中也仅仅多了一百余口人丁。敢问吕兄，六年前鼎炀侯府中一夜多出的四百余口人，何以养之。”
鼎炀侯张隽早年家里连同家室、仆役、门客不过两百多口人，《农桑令》推行后的第三、第四年，也是物价暴涨的最凶的两年，鼎炀侯府的人丁陡然翻了两倍，达到六百多人。
时下一个有正经生计的人，可以养活一家五六口人，这意味着鼎炀侯家里虽然养了六百多口人，除去家室子弟之外，其余府中人丁的身上还吊着各自的家小，如此至少还有三千多口人的饭口袋，吊在鼎炀侯身上。
这还不算鼎炀侯张隽封邑的情况，如果算上封邑，还不知道鼎炀侯当年借机物价暴涨谋取了多少利益。
封邑的物产多数都不需纳税，这意味着，封地上所有出产的商品都可以免税销售，售后财富除去人工、走脚钱，几乎全部进入鼎炀侯张隽的口袋。加上物价暴涨，张隽牟利定然不会少，否则他也养不起府中的六百多号人。
如果算上鼎炀侯封地的外宅，也保持陔陵府邸六百多人的配置，鼎炀侯每年光口粮的花销就要三千石左右，加上这些人事的岁俸要养活一家，一年的开销至少是一万五千石开外。
这还不算鼎炀侯在封地豢养的私兵和其他繁杂开销，一应都算上，鼎炀侯一年光人丁的各种开销便不下三四万石。
即便是赵逊上大夫俸禄，一年也只有八百石，外加其他职务俸禄和两百亩食邑的产出，年收入也不会超过两千石，根本养不活几百口人。
更何况赵逊向来循规蹈矩，几乎不营商，也没赶上当年物价风潮，很少有灰色收入。
反观其他勋戚士大夫，哪一个不是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即便是最末等的士大夫，家中所藏私财无不是富甲一方，说他们没有参与当年的投机倒把，连鬼也不信。
只要有封邑，就一定有物产，有物产即可交易买卖，谁不愿意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把手都的商品以最好的价格出手，赚取最大利润。
此时吕沫道：
“魏郎中所言差矣，侯府之中却是多了些人丁，却也是侯爷大人封邑所养，与奸商之名又有何干，魏郎中此言未免有恶意中伤之嫌。”
“哦，既然鼎炀侯以地养士，在下敢问首谦兄，为何《推商税》二十一款中，偏偏不将王公贵胄勋戚士大夫之私财、土地免税之所得纳入此番新政征税之列，而偏偏将家财高于五百贯以上者纳入其中。
若是以此算来，在下这个小小的郎中也要受征纳税，如此便是有违医者不税之道。甚至连那乐坊的乐姬，青楼的婊子也一样也得纳税，为何唯独将权贵之财疏漏在外，莫非相国大人所推新政，便是劫富济贫之策？”
时下“医者不税”是列国对个别行业通行的税法措施。医者救命，再行征税便是不义，因此列国很少向郎中征税。由此也导致郎中当中衍生出另一类人，药商。
药商又分两种，一种是以纯粹经商的方式，收购药材然后贩卖。另一种便是郎中通过渠道经营药材，以此满足医生于药商的双重身份，以此规避时下鄙陋的税法。
由此便导致不少郎中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家财万贯。尤其是宫中医官，各个都是人精，没有哪个医官没有自家的药铺和药材渠道，因此医商结合的这一类郎中无一例外藏有大量私财。
即便是百里燕这等立足不久的郎中，也因替豪贵看病积攒了大量财富。
方才抛砖引玉矛头直指王公贵胄勋戚士大夫土地与私财，便是撕破《推商税》的脸。恭首谦作为相国公孙岳的门生，矛头对准他，便是向相国公孙岳直接发难。
现场都是自恃才高八斗的文人书生，都想着依附于势力权贵得偿所愿一展抱负雄心，加之长期耳濡目染忠君之道，权贵的特权成了理所应当之事。
即便有人发现《推商税》将权贵排除在外，在忠君思想熏陶下，特权在文人眼中也成了一种常态价值观逻辑。他们依附于权贵，无非也是奔着特权而来，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出于为劳苦大众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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