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绝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
谢宝树觉得，这天下的山川河神，此时都应该在自己的封地，好好为大唐祈福。
山川形胜，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工运河。
对比起天然存在的河川，经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更为重要。除航运外，运河还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先民们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并开凿运河交联四海的改造自然的进击史。
水路运输相较于陆路，优势明显：运量大、成本低、损耗小、稳定性高……但天然河川，其航道走向不可能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且受地势影响往往走向相似，互相难有勾连。
仅靠天然航道，水路运输的效能十分有限。唯有通过开凿运河，将河川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释放水路运输的巨大力量。因此，运河对古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地域广大的社会来说，可以说是“生命线”。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是今苏州市内的胥河，至今仍轴舻相继，一如往昔。
京杭大运河之前的逾千年里，华夏的先民们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众多区域性运河，它们就像组成一幅宏大拼图的一个个散落的插片，直到历史的那个特殊节点，一一贯通连接，最终汇成这条世界上史上独一无二、宏伟瑰丽的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
中唐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首诗是白居易暮年，一场中风后，不忍耽误正当妙龄的爱姬樊素，而遣其南归而作。诗中出现的数个地理概念——汴水，泗水，瓜州、吴山，正是樊素南归应行路线。
汴水发源于今河南荥阳，自开封东流至徐州，汇入泗水，经江苏扬州南岸瓜州渡入长江，沿江南运河直下余杭。
这条路线，就是隋炀帝所下令修筑的隋唐大运河（以下简称“大运河”）。这条大运河的出现，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至少创下了以下这些纪录。
据《大业杂记》载，仅开通济渠一段，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役丁死者十四五”。工程修筑速度在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这也正是大运河及其主持修筑者隋炀帝最受争议之处。
南北朝乱世之后的统一王朝隋代，仅历文帝、炀帝二主，但父子二人都是开渠达人。
文帝时沿汉槽渠故道，开凿了从长安经潼关入黄河的广通渠，长约三百公里
，规模较小；炀帝主导修建的是大运河的主体，从地图上看呈“人”字形。以隋都洛阳为“人”字起点，以通济渠向南连通黄淮，永济渠向北沟通黄河与海河，分别作为“人”字的撇捺，并进一步向南接通邗沟和江南运河，直抵钱塘江畔。
就大运河而言，隋炀帝的贡献值得称颂。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常识认知基础上：
隋炀帝所做的贡献更多的是连接，拓宽，贯通自春秋以来几千年年间历代所修建的地区性人工运河与自然河道，并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修成如此庞大的基础水利工程。大运河事实上是古代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共同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是隋炀帝？大运河这样的史诗级工程，为何迟至隋代才出现？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拉远。
从春秋至隋一千多年里，真正大一统的时间，其实只有秦及两汉四百多年的时间；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华夏版图都是分裂割据状态。而完成像大运河这样的全国性水利工程，需要三方面的资源：强大的国家意志、充足的人力规模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依托于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才有可能做到。
先前的统一王朝，秦代时间过短，且在始皇帝的时代，首先修筑长城边防与秦直道（这两项工程，其紧迫性及修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开发中原水利运河工程；其次，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区域性运河还未出现，没有这些基础条件，谈全国层面的运河工程就如同空中楼阁。
两汉时代，受制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不足及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严重滞后等多种硬性制约，从国家层面也并不具备实力和动力来开发如此规模的工程。因此在两汉多见的，是修建关键位置的核心工程：如长安至潼关的槽渠、重修邗沟以打通江淮水运以及东汉后期曹魏时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区域性运河工程等。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历经千年，最终交到了重新完成统一的隋王朝统治者手中，更精确地说，就是交到了隋炀帝的手中。
隋炀帝杨广，在唐代以来的后世史家笔下，无疑是一位亡国毁家、荒淫暴虐的形象。但仅就才学胆识、文才武功、战略眼光来看，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
隋唐统治阶层，均出自西魏关陇军事集团，隋炀帝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
炀帝自幼接受系统严格的文化教育，史载其“少敏慧，美姿仪”。《全隋诗》有其诗文近五十首传世。文词瑰丽气势开阔，有魏武之风，后世文坛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大业十四年，隋炀帝杨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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