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不会听之任之，让皇上轻而易举的出征成功。
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组成部分有：
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
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皇帝是天子，亲征也就是替天行道，因此需要祭告昊天上帝以求得庇佑。皇帝本人及参加的文武百官要事先斋戒，祭祀时则有献酒、献牺牲、献币帛、歃血、烧柴等不同环节，同时穿插皇帝更换不同的礼服、乘坐不同的车辆。
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级别相对低一些。尤其是针对河岳山川的祭祀，主要是由相关官员完成，皇帝一般不参加。而且，对河岳山川的祭祀持续于整个出征过程，途径一地，即祭祀当地的名山大川、行道诸神。
点将誓师，由皇帝本人或皇帝委派的官员完成。说明出征的理由、目标，明确军纪，再有就是加油打气了。
宣露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露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这一活动被沿袭施行。
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都得叫凯旋。所以，礼乐、献俘、lùn_gōng行赏、大臣上表庆贺之类，必须是御驾亲征的标配。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尊，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力，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
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
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致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
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让我们回放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亲征剧情，看看有哪些东西值得今人玩味。
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大军进渡
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是循环往复，隋军始终攻不下辽东城。结果，最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
隋炀帝败在他的过度干预，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将军们噤若寒蝉、动辄请示，不能随机应变、果断从事，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
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进攻乌骨城，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粮食将尽，而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不得已铩羽而归。
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应该有天子气度、皇家风范。然而，“兵者，诡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器宇轩昂？谋略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
在隋炀帝首次东征五十年、唐太宗首次东征二十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遥定高丽。当时唐高宗“欲自将大军”，皇后武则天抗表谏亲征高丽，唐高宗遂罢亲征。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则不挫于采石，而国内立君以行弑。”基于此，王夫之得到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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