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岁时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到了二十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精通道家典籍，被人称为“圣童”，开始为乡邻治病。
北周静帝时，杨坚执掌朝政，召孙思邈任国子博士，孙思邈无意仕途功名，认为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坚决不接受，一心致力于医学。
隋开皇元年，见国事多端，孙思邈隐居太白山中。他一方面下功夫钻研医学著作，一方面亲自采集草药，研究药物学。认真研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书。
同时广泛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热心为人治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他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新的医药学研究成果，以毕生精力撰成了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药王孙思邈孙思邈非常重视预防疾病，讲求预防为先的观点，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并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强调“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他提倡讲求个人卫生，重视运动保健，提出了食疗、药疗、养生、养性、保健相结合的防病治病主张。
孙思邈对针灸术也颇有研究，著有《明堂针灸图》，以针灸术作为药物的辅助疗法。他认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积极主张对疾病实行综合治疗。
在研究医学的过程中，孙思邈把硫磺、硝石、木炭混合制成粉，用来发火炼丹。
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了总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
《千金要方》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
孙思邈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他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道家医德思想，是中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孙思邈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
孙思邈具有高尚的医德，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先。他关心人民的疾病痛苦，处处为患者着想，对前来求医的人，不分高贵低贱、贫富老幼，亲近疏远，皆平等相待。他出外治病，不分昼夜，不避寒暑，不顾饥渴和疲劳，全力以赴。
临床时，精神集中，认真负责，不草率从事，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嫌脏臭污秽，专心救护。
特别是他提倡医生治病时，不能借机索要财物，应该无欲无求。他这种高尚的医德，实为后世之楷模，千余年来，一直受大家歌颂，被尊称为“药王”。
孙思邈不用动物入药。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
孙思邈在生之年为医药事业作了那么多重大的贡献，临终时，却遗嘱“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他的家乡人民给他修庙立碑，把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山上至今保留有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拜真台”、“太玄洞”、“千金宝要碑”、“洗药池”等。
药王孙思邈在太白山隐居修道时，“练气养神，求度世之术”。他对医药有长时期的精心研究，且常怀仁慈之心，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以医药助人。作为修道人，他奉行“凡所举动，务行阴德，济物为功”的原则。
当时的知名人士多曾拜他为师，甘当他的学生。“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卢照邻在他的《病梨树赋序》中称孙思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推步甲乙，度量乾坤”。
在卢照邻写《病梨树赋序》时，孙思邈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他的眼耳一点也没有衰老的迹象；体壮盛，神色清朗。当初魏征受皇上诏书编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的时候，担心会有遗漏，便多次访问孙思邈。孙思邈以口传授，就像眼前亲自看到一样的清楚。
当时卢照邻负有盛名，不幸得了重病，他嗟叹每个人遭遇的不同，人的寿命竟如此的悬殊。于是他问孙思邈：“名医治病，其道理何在呢？”
孙思邈回答说：“我听说善于论天的人，必定由这个人的本质而定；善于谈论人的人，一定要以天的道理为依据。天有四时的变化，五行的运转，寒暑交替。它运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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