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每一个个体后天所生
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成长至关重要，即所谓“习相远也”，《尚书·太甲上》曰“习与性成”，也是此意。
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情感，但这四种道德情感只是“善端”，即善的萌芽，能不能显露出来且成长壮大，有待于后天的努力，需要自我修养、爱护、培养。
就像树苗需要阳光照耀、雨露滋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斧斤砍伐、牛羊啃食，再好的树苗也会夭折。他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故必须制定礼仪法则和制度规范，强制人们遵守。董仲舒认为人性兼善恶，善须后天着力培育才能成就。他举例说：“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
是说，虽然善是一种先天的禀赋，若不加以修炼，也可能会成恶。总之，自先秦以来，思想家们不管对人性的认识如何，但都强调后天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唯有修身才能抑恶扬善，成就世间最高贵的人。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礼记·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修身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更好地发挥示范群体的表率作用。儒家文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他们具有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有人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对“政”的最佳诠释。正人先正己，执政者自身端正，才可要求百姓端正。
要想使执政理念迅速实施，最好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因为为政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与示范效应，他的一言一行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种风尚、一种榜样，民众不知不觉在模仿学习。
如果为政者正直无私、清正廉洁，那么上行下效，民众自然就走正道，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为政者胡作非为、营私舞弊，那么他在民众眼里就威信扫地，指令也得不到贯彻，即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说，要想正别人，须先正自己：“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孟子曾以伯夷、柳下惠为例说明圣贤之士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良好的影响带动作用：“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
鄙夫宽。
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亲炙之者乎？”孟子还强调应把道德修养高的人置于领导地位，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孟子·告子下》记：鲁国打算任用一个叫乐正子的人治理国政，孟子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朋友公孙丑问孟子乐正子是否很坚强？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是不是乐正子非常聪明有主意？
孟子回答不；公孙丑又问是不是乐正子见多识广？孟子的回答依然否，但他接着道出自己高兴的原因：“其为人也好善。”可见孟子认为为政者有“好善”的品德胜过足智多谋与精明强干。
为什么“好善”如此重要呢？孟子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
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意谓，一个道德修养高的当政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能把良善正直之士吸引过来，大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就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三人一起走出书院，景宁问道：“想不到你还这么懂学问嘞。”
谢宝树摇了摇头：“我书又没读多少，懂个屁的学问，这不过是很简单的道理罢了。”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在谢宝树看来，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只不过这些简单的道理，套上世俗的东西之后，就变得复杂了。如果陈世峰的爹，陈开山，不是八境体修，会只判二十年吗？
为什么杀了人，还不判死刑？
一命抵一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这些东西，谢宝树没说，他只是用行动做到了。
要知道，谢宝树从小看的那些杂文，里面的故事，可都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一个快乐的大唐人，是离不开戏曲、民谣、诗赋、传奇故事的。
最古老的大概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传说，这些故事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一直发展到大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传奇的出现，它是文言走向成熟的标志。
大唐的融合了史传、诗赋以及民间俗文学的多种创作手法，讲述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传奇传奇，自然是讲述离奇或不寻常的故事，所以大唐的从志怪到爱情到江湖，在文字间描绘了一个丰富离奇却又正义光明的世界。
大唐传奇叙事简洁明快，对人物的塑造生动传神，词汇也相当丰富，句式灵活多变，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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