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刑罚制度，
其他十一篇是分则，规定了需要打击的各种犯罪，律条由罪状和法定刑构成。在历代以来的律典中，因其结构和内容十分完善，故有“唐律为最善”的说法。
翡翠之路最晚起源于汉朝，唐朝又有大发展，不仅扩大了陆上翡翠之路，而且开辟了海上翡翠之路。唐律通过打击损害人身、财产、交易的犯罪，来保证翡翠之路的畅通。
在打击损害人身的犯罪方面，唐律规定：对杀人、伤人的犯罪，都要按照犯罪后果的不同分别量刑。图谋杀人者，要被“徒三年”；杀人既遂者，要被判斩刑。伤人犯罪也是如此。打落受害人一颗牙齿者，要被“徒一年”；打落两颗牙齿者，要被“徒一年半”。
为了打击损害财产的犯罪，唐律明确规定：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获得他人财产者，就算未遂也要被“徒二年”；既遂的最重用刑为斩刑。交通工具是唐律重点保护的财产，如果杀死他人的一匹马，犯罪人要被“徒一年半”。
这些事情，唐律上都有明文规定。
唐律还特别重视保护交易安全。例如，债务人不履行合同，就要被认作犯罪行为，最重的用刑是“杖六十”
在指导思想上，唐律强调礼法并用、以礼为主。用唐律自己的话说就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主张治理国家以教化为主、法制为辅，正是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法律内容上，唐律突出维护等级特权制度。它用刑法的规定来规范等级特权制度，尤其是保护君权、父权与夫权。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秩序。
在司法方面，唐律竭力维护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地方司法长官亦由行政长官兼任。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入于法、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唐律无论结构、内容、注释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
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是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
譬如纲常之礼便是唐律最基本的内容。十恶大罪之所以“为常赦所不原”，也就在于它的行为触犯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唐律的制订从武德朝起，历经贞观、永徽、开元诸朝，始最后定型。在这个过程中，以礼改律之处甚多
，例如，贞观前《贼盗律》“谋反大逆”条规定：“谋反大逆人父子、兄弟皆处死，祖孙配没”。贞观修律时改为“谋反大逆人父子处绞，祖孙、兄弟皆配没。”
这个改动主要是依祖孙兄弟的血缘亲疏关系而调整处死的范围。按《礼记·祭统》“孙为王父尸”，祭祖可以孙列，说明了祖孙关系重于兄弟关系，如果祖孙配没，兄弟处死，显然于亲情不合。因此贞观修律时房玄龄据礼作如上改动。
又如，户婚律“同姓不得为婚”条，只禁止同姓及外姻有服属尊卑为婚，对外姻无服是否属尊卑为婚没有规定。永徽修律时，增补了“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杖一百，并离之。”
按礼，堂姑、堂姨等为父党母党，且有尊卑名分，如许为婚，岂非污损名教，蔑弃人伦所以据礼加以禁止。魏征曾经指出：“礼义以为纲纪……明刑以为助。”既然明刑是为了助礼，因此唐律的制定与修撰，自然要以礼为指导。
这是唐以后，人们评价唐律的主要着眼点。而从唐律的规定和审判实践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以斗殴为例，一般“斗殴人者笞四十”。
但“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诸殴兄姊者，徒二年半。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诸殴祖父母父母者，斩”。由于亲属之间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所以以卑犯尊根据亲等，处以不同刑罚，这是礼所要求的。
从审判实践中，也可发现以礼折狱、弃律从礼的案例。
例如，长庆年间，某姑鞭打其媳至死，京兆府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以礼改判。《册府元龟》记载其事如下：“柳公绰，长庆中为刑部尚书，京兆府有姑以小过鞭其妇至死，府上其狱，郎中窦某断以偿死，公绰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从公绰所议。”
说起唐律，谢宝树也是很懂的，当初在长安城，跟着裴老爷子，他熟读了不少唐律。
唐律是唐朝君臣总结前朝得失，基于隋末宪章遐弃、益肆淫刑法以致人不堪命、遂至于亡的严重后果，所以特别重视立法。
这一点上，唐初两代帝王都提出了“法应简约”的立法思想，太宗明确指出：事须画一，不得律文互出，致奸吏上下其手，出引轻条，入附重款，所以要“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这里的出入简单解释下就是出代表不判罪或者判轻罪，入就是判重罪。至于保持稳定也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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