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朝病人右侧，检查患者在口腔内无异物，立即找到患者胸骨中下1/3处，开始徒手心肺复苏，同时嘴也没闲着，安排着工作，“小丽，开通静脉”，“三哥，准备呼吸气囊辅助呼吸”，“老头，让涛哥停好车，拿着氧气枕赶紧上楼，准备有氧复苏”，此时，刚好按压30次结束，“三哥，呼吸气囊给我”，托起病人下颌，开放气道，使用呼吸气囊辅助呼吸2次，此时，“三哥”已经接替我的位置，我通气完毕后，他开始继续胸外按压...，“小丽”此时也已经开通静脉，熟练的抽好“肾上腺素”在注射器中。我没有犹豫，“小丽，给药吧，肾上腺素1，静推，记好时间”，此时涛哥已经拿着“氧气枕”跑进了卧室，我连忙接在呼吸气囊上，我们就在按压、通气、给药中不断循环...“三哥累了，老头上”“老头累了，涛哥上”...每个人都很专注，每个人都在配合团队的工作，使我们变成一个整体，高效运转，抢救每个循环后，我都会检查患者的心跳呼吸，可是...结果不理想，但我们不想放弃，继续...，男孩突然说道：“我妈妈电话打不通，她工作时不能带电话啊，其他亲戚我也没电话，因为很多年都不联系”，情况真复杂啊，“涛哥，让三哥来换你，你来协助小朋友打电话给110，请民警同志到场，帮助联系家属，同时把现在的情况和他们说一下”，“三哥”立刻顶替位置胸外按压，“涛哥”由于位置狭小，个头大，跪的时间长，根本起不来身，只能手脚并用的“爬”去门口，协助小朋友打电话。
20分钟后，派出所民警到场，可是依然联系不上患者的其他家属，孩子的母亲在“安检”部门工作，手机需要人机分离，具体单位地址，孩子也描述不清，时间已经过去40分钟，病人的情况依然不见好转，每过1分钟，抢救回来的希望就就少一分，我们数次想要放弃，可是看着孩子眼中无助的泪，我们又不约而同的坚持了下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所有人都焦虑起来，民警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办法联系家属，孩子在旁边不停的淌着眼泪，1小时了，我对着“小丽”摇摇头，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拍了拍正在胸外按压的“老头”肩膀，“老头”逐渐放慢了动作...咬咬牙，我看着孩子，轻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你爸爸过不来了...”“哇....”孩子终于大声哭了出来，民警抱住了孩子，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下来，气氛僵硬、压抑。
还是我打破了沉默：“小丽，拔针，收东西...打最后一张心电图”。“涛哥，我们一起搭把手，把病人抬回床上，扣好纽扣，盖好被子...”从医这么多年，见过生生死死太多，以为可以释怀，但这次的感觉仍然那么强烈，难过、悲伤、无助、失望...所有负面情绪接踵而来，也许是因为逝者的孩子在场吧，我想着。
我默默的走到客厅，向民警同志要了死者的身份信息，开始填写病情告知及尸检建议书，让流着泪的孩子在上面签了字。和民警再次交接我们到达现场的情况，我们准备离开，后面的事情就是民警的工作了，继续联系家属，是否勘验现场等等。
在车上，大家情绪都不高，谁也没有说话，生命真的很脆弱，少许的风吹草动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失去生命，留给家人，留给孩子的却是无尽的悲伤与生活的压力。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曾经有个同学和我说“刀锋老师，你整天冷冰冰的，像个冰坨坨”，我心里却清楚“其实我一直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表现在外的只是个躯壳罢了”。
在中午的时候，死者爱人通过急救中心找到了我们的电话，对我们表示了感谢，并约好时间来急救站开死亡证明，下午她如约而至，我也迅速的开出死亡证明并要求她去急救中心盖章，结果，到了晚上我就收到急救中心和医院领导的电话，批评我不应该草率的给家属开死亡证明，原因是死者的姐姐由于家庭关系与弟媳不和睦，所以提出死者的死亡可能与其爱人有关，拒绝火化遗体，我感觉真的有点晕，病人猝死是事实，抢救我们尽力了，民警同志也在现场取证了，我过去在医院的临床工作时，患者死亡后，医生是可以开具死亡证明的，可是现在在院前急救，却不能随便开具，因为牵涉到家庭纠纷，这虽然只是后续的一个小插曲，也让我给自己上了一课，后面的工作中，患者如果死亡，我只负责开具尸检建议书，并附带一句话：“如果所有家属达成共识，对死亡没有意义，请去当地派出所备案，然后可以去急救中心补开死亡证明，这个过程不影响遗体安置，只是不能火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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