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到清代有了较大的变化。清代也不给儿子们封土。但不许儿子们闲着，皇帝指定“差事”，也就是指定工作给他们负责，有的是“常务”，有的是临时派定，由太子总起来负责。这当然是接受了前代帝王的教训，想出的新法子。爱新觉罗氏是少数民族，入关前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个“小学”学历吧，对汉文化的了解也就是一部《三国演义》而已。不知道兄弟阋于墙宫廷杀戮五步血流的汉家“文化”残杀的厉害。他们看到自己是“少数”，要对付庞大且是文化程度高的汉代民族，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儿子们必须有能力、团结一致才能办到。前代帝王突出太子，把其余的儿子压下去，可以看作是“水落石出”的意味，清初立太子，却是一种“水涨船高”的路子。
据我观察，清室皇帝大致有两个共性：一、（孝敬）怕妈不怕老婆。二是都颇能干务实，昏庸无能的没有。第一条不去说它，第二条就是“水涨船高”的实效，儿子们从当皇子时就开始办差，在工作中历练，官场情弊，政务艰难，民间疾苦，甚至人情世故也都了如指掌——天赋学养，身体条件，政治环境都极优越，且是无须去锻炼写八股文应试，腾出大量时间做很务实、很宏观大局的事务。所以，只要不是智商有问题，或身体太弱，一个个皇子的实际素质都是相当了得的。这一条很像我们今日一些大亨，不但对子女施以最好的教育，同时在实践中让子女一步步提升能力，锻炼社会素质。
但就皇子而言，他们离最高权力太近了，抬手就能摸到。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女神叫墨杜萨，她长得极丑，头发都是蛇。人们不能看她，一旦看到了她，就会变成石头人，永远也回不过头来。无论“水落石出”还是“水涨船高”，这些金枝玉叶都看到了中国的墨杜萨——权力，他们成了石头人再也回不过头来了。
佛家理论“色”可以成“空”。
道家学说“实”可以化“虚”。
基督的话，那一本《圣经》上它不论理，只是一句又一句地传达“神的指示”。
儒家讲仁，讲忠恕，讲孝悌，讲礼义，把皇权捧到极致，带来的后果，是道德标准与实施道德的行为的不一致，是温情脉脉的虚伪。
很快的，清代帝王便尝到了这个又硬又苦又涩的果子。
倘作一下比较，是颇有意味的。清初多尔衮掌天下多年，主少国弱之时，他若想当皇帝，可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但他按《三国演义》来，不要学曹操，想学的是周公、诸葛亮，坚持不肯谋位。但（新君即位，几乎第一件事便是抄他的家）野史稗官说他是与大玉儿（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有暧昧关系，所以扶孤济弱。这事我坚持不信，因为他若篡位，不但有天下，且是可以娶了嫂子。
康熙是因为出过天花，遂以“独特的条件”无可争议当了皇帝。
但到康熙晚年时，储位问题变成异常的尖锐、复杂和麻烦的事。这是因为此时建国已七十余年，他的儿子们已经纳入了汉家文化轨道，懂得了当皇帝是怎么回事，更懂得了这其中的天差地别。如果说多尔衮有畏难政务（他是武将）的心思，这些皇子可不一样，他们变成了热衷政务，追求权力，乐此不疲的人，看墨杜萨看得真真切切，变成敲起来叮当响的石头人。
康熙皇帝共有二十四个儿子，他十二岁成婚，活到六十九岁，这些儿子是陆陆续续出生的，大的五十多岁，到他死时，最小的才四岁。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共是九位“爷”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家务”。其中二阿哥是原立太子，幽死。大阿哥幽死。八阿哥九阿哥另行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或者“讨厌”的意思），十阿哥也是终生幽禁——实际上，连最小的阿哥，四岁的二十四阿哥也参与了这场血腥的斗争，没有一个人是置身事外的，但“主力”是九个权势极大的年长阿哥，因此史称“九王夺嫡”。
我不能用这篇文章的篇幅详细表述这场惨烈的宫廷巨变。我的实际感受，在读到这些数据时真是有点毛骨悚然。看到了人间“最虚伪”与“最残忍”的天然糅合物：一切都是在自然中生发，斗争的“档次”在不断提升，激烈到置性命生死不顾，压迫呼吸于顷刻之间，张牙舞爪在公明之堂，朝会宴喜之时突然发难，猝然间图穷匕见，五步之内血流当庭……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父慈子孝、兄弟揖让的温情纱幕之中！投毒、劫杀、狱囚、造谣、诬陷、中伤、饰过、讳功……所有人能想出的辣手都想出来了，用上了。至于后果，大家都晓得了。我细想了一下政变胜利的原因，竟是这样两条：一是赖于康熙皇帝政治嗅觉的灵敏，二是其余皇子专搞“斗争”，“太投入”了引起他的反感，而雍正不搞工作搞斗争，在康熙面前竭尽全力表现他的“诚孝”。我在一老年大学讲这件事：“假如你有几个儿子，都在算计你有多少遗产，将来怎样分配，如何才能分得多一点。其中一个却不停地劝你：老爸呀，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你活得长寿才是我的心愿啊……你说，你把财产给谁？”老头老太太们在会场哗然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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