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哲学系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的第三天早上是哲学系本科生中国哲学思想史课程的期末考试日，按照哲学系期末考试监考老师的安排，中国哲学思想史期末考试由周晓波和杨颖共同担任监考老师。
考试开始之后，周晓波和杨颖一起将试卷分发给学生。随后，周晓波拿了张凳子坐在教室的后门边上，杨颖则坐在讲台桌前，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监督着学生们考试。
这是杨颖自从会议结束后第一次和周晓波搭档工作，也是第一次遇见。杨颖填写完考试登记情况后，抬头望了眼后门边上的周晓波，原本想去跟周晓波低声聊两句，说些安慰他的话。她一抬头看到周晓波一脸疲倦地坐着，双眼无神地看着前面的学生，于是就打断了找他说话的想法。
周晓波近几日经常失眠，夜里总是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会中途醒来，有时候是因为噩梦醒来，有时候则是毫无预兆就醒来。即使司马元英出事时他并没有在身边，也未亲眼见到，可每当他闭上眼他总能隐隐约约、若即若离地听到司马元英在像他呼救，那声音声嘶力竭、充满绝望。
周晓波自己也明白，对于司马元英突然的死去自己之所以如此难以接受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司马元英是他最喜爱的弟子，还因为司马元英对哲学的由衷热爱某种程度上点燃了他内心即将熄灭的火种，那是一种把学术研究纯粹为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的激情。十几前他刚参加工作时，他也曾和司马元英一样，将所有的经历灌注在哲学理论枯燥的研究中，那时候的他觉得教书育人与理想兴趣能够结合起来简直是最大的人间美事。他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哲学研究以及教学中，一方面，他想在有限的人生里尽量系统地认识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他还想着能够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分享给更多的学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年限的增加，他愈发地觉得失望。他既对学生失望，也对学校乃至是整个中国教育感到失望。在多年的工作经验中，他发现绝大多数哲学系的学生完全对哲学没有激情，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多数人一进校门就坐等毕业，对他们来说大学生活无非以“一纸文凭”为目标的象牙塔生活。他也有遇到过几个态度端正、刻骨学习的学生，然而多次跟他们交流后他还是悲哀地发现他们不仅毫无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不知何为哲学，膜拜权威、凡事都以教材为纲。如果说膜拜权威是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学习能力，那么毫无观点则无异于无知。因为对哲学这门科学来说，有无自己的观点决定了是否入门，比如如果一个人始终坚持以唯物主义的教条观点去学习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那么对这个人来说哲学就是毒药，无法入门的毫无所得是最好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则是多种价值观彼此交织彼此厮杀最终使人崩溃。久而久之，周晓波也想明白了，哲学对他们来说无非也只是增加他们以后工作竞争力的某种手段，他也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对学生的学术要求。
周晓波对教育的失望在于，十几年来高校教育给他的感觉是一种冰冷的知识灌输，没有热度、没有人性，更加没有教育生命，它们日复一日做着的流水线生产。这种机械性的人才生产方式不仅造就了麻木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同时也催生了畸形的教育体制。从主权国家的政体而言，政教合一的国家最匮乏的永远不是经济而是自由，比如沙特。同样的道理，当政治和教育纠缠在一起，二者的界限难以划分甚至政治主导了教育时，那么这种教育体制，就毫无生命力可言，它或许不会缺乏自由，但它必定没有培育自由的种子。
就这样，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教学越来越久，久到连它自己也怀疑自己，究竟是自己误解了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跟他开了个玩笑。他慢慢地退却了当初年少时的激情，从一个浑身充满着激情的哲学工作者演变成麻木的教学工作者。曾经的理想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的高贵消遣，曾经的追求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希望。
可是，司马元英的出现改变了他，重新点燃了他内心希望的火种。他从司马元英身上看到了对哲学纯粹热爱的激情和摒弃一切世俗牵绊的勇气。他既希望自己能够将毕生所学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传授给司马元英，将司马元英培养成最优秀的哲学研究生，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将司马元英变成他重拾希望的动力。
或许确实是他和司马元英都误解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么一副浮躁成风、贪婪堕落的物质世界，司马元英如此纯粹的一个人吐糟不测，而他刚刚重新点燃的希望之火也被倾盘大雨所覆盖。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不信命、没有上帝是现代哲学家最为基础的修养，只是最近很多时候他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向他展开报复，因为他的无知。
无知是一种美德，任何想要反抗无知的行为都终将受到天谴。
周晓波抬起头扫视了下正在做大作答的学生，眼光与杨颖不期相遇，杨颖充满尴尬而又不失安慰和柔情地对他笑了笑，他同样报以一个毫无深意的微笑，转过头望向走廊尽头。他回想起了会议结束那天在王虹办公室和王虹的再一次谈话。
“晓波老师，今天还好吗？你今天精神不大好，需不需要我跟教学秘书王老师说下，这一周的监考工作你就先放下，好好休息。”周晓波进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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