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相国寺外刺杀内大臣的事件，很快就沿着京都同各地相连的街道传播了出去，而这一事件也被民间称之为相国寺外之变。
各方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东日本各藩加上江户幕府，对内大臣被刺一事完全是一片茫然。他们都很费解，为什么尊攘分子要刺杀一个空有名声的公卿，这朝廷公卿完全无法妨碍到尊王攘夷的事业啊，更何况这位内大臣还是一位开国论的支持者。
就某种程度来看，倒是各地诸侯或是幕府派人刺杀他倒是更有可能一些。因着这种考虑，东日本各藩大名和江户幕府最初都保持了沉默，以免说错话后引火烧身。
西日本各藩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长州、萨摩两藩为主，认为刺杀内大臣的一定是另有其人，通过刺杀内大臣栽赃嫁祸给尊王攘夷的爱国者，顺便还威胁了一把朝廷，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阴谋。萨摩藩主张应该彻底调查此事，不可让内大臣死不瞑目。
而长州藩则更激烈一些，一些长州藩高级武士公然声称，刺杀内大臣和谋反没什么区别，谋杀了内大臣的人就是朝敌，天下人应当共讨之，其言论的矛头隐隐指向了大阪幕府。
至于尊王攘夷派内部听到消息后也是哗然，一些原本就对锁国论不满的藩士、浪人立刻将矛头指向了内部持锁国论立场的同志，要求他们公开交代是否真的派人前往京都进行暗杀事宜了。
这些锁国论者自然不会应承此事，不过尊王攘夷原本就是一个极为松散的政治联盟，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有头脑发热的浪人为了一朝成名而干出这等事来，因此锁国论者拒绝了前来质疑的开国论者要他们发誓的要求。
如果不是还有一部分比较冷静的藩士、浪人居中调和，各地的开国论者和锁国论者恐怕就要先干上一仗了。不过这些较为理智的藩士和浪人也没能压住两边多久，因为京都很快就公布了逆贼的名字。
这些尊王攘夷的志士原本是去行刺大阪幕府的幕臣的，除了少数人是真的为了日本的未来而参加了这次刺杀行动，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一朝成名天下闻的心态参加行动的。因此大阪幕府伪造长州藩路条时，记录下的这些武士名字和籍贯，倒大半是真的。
当朝廷把这些行刺逆贼的名字向天下公布之后，一时之间天下人倒是信了是尊攘分子策划了这次行动，特别是长州、萨摩两藩的一些武士认出了这些名字之后，事情就变得有些不可捉摸了。
首先就是日本各地的一部分开国论者宣布同锁国论者脱离了关系，声名自己要走的尊王攘夷之路和这些锁国论者并不一致。接着便是声势最大的中国地区各叛军开始各自为战，不再接受另一派的指挥，也不愿意和对方合作。
然而对于尊王攘夷分子打击最大的，还是原本一直被他们压制下去的富国强兵理论派，借着这个机会大肆攻击尊王攘夷分子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盗贼匪徒，是想要祸乱国家之后上位的阴谋家，他们所谓的救时之方，其实只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惜他人生命的破坏行动。真正想要把日本从现状中解救出来，还是应该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下，进行逐步的社会变革才是。
原本一直支持尊王攘夷思想的民众，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新闻和理论宣传下，终于有部分人慢慢改变了态度，开始重新选择立场了。当然，这些民众都是有些资产的农民和市民阶层，他们虽然支持尊王攘夷，但并不希望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否则他们的家产就会在动乱中付之流水。
这些人过去支持尊王攘夷分子，是因为在藩阀和幕府的压迫下，他们濒临于破产的边缘，很快就要滑落到衣食无着的底层去了。因此迫切的希望有人能够对藩阀和幕府进行反抗，从而给他们一些喘息的机会。
当他们看到这些尊王攘夷分子动起手来，似乎有可能先拿自己开刀之后，于是又干脆站到了幕府这边，希望自己能够苟到最后去。尊王攘夷分子内部和支持他们的底层民众的分裂，对于大阪幕府来说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特别是当油小路隆基带着，让大阪幕府出兵平息中国地区的叛乱，以告慰内大臣在天之灵的朝廷旨意抵达大阪时，大阪幕府也终于有了出兵平乱的大义，现在西日本各藩连反对幕府镇压中国地区乱军的借口都找不到了。
水野信古、池田光政分别代表五奉常和五大老的名义接受了朝廷的旨意，接着两人就要开始商议出兵平乱的事宜。可是和一心同体的五奉常不同，五大老现在可是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自从大阪市民会议煽动市民把熊本藩领主，一心想要当幕后太阁的加藤忠广给赶出了大阪之后，大阪市民会议的议员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庶民的胜利，由于总督府出面的袒护，加藤忠广甚至无法对大阪市民展开报复，一时颜面大丢。
于是从那时开始，五大老就不肯进入大阪理事了，只是委派自己的家臣前来大阪轮值，时间也变成了每三个月轮换一次。这一时间段刚好是冈山藩首席家臣池田光政轮守五大老会议，但是对于出兵这种事，他也只能替冈山藩做出决定，并无法替其他四藩做出回答。
池田光政虽然只是冈山藩首席家老，可因为冈山藩藩主池田光仲才10岁，而他自己又是宗家鸟取藩的藩主，所以两藩之事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决定。应该来说，他的权力其实并不低于其他四藩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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