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之前湖广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宗室手中，而本地宗室被皇帝亲自出手修理了一遍之后，湖广地区的士绅和百姓对于皇帝的支持度也比其他各处要高的多。
而最为重要的，还是湖广地区此时的开发程度并没有超过50，该地区的人口加起来都没超过六百万，如果算上隐没的人口也不会超过7、8百万人。不管是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还是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此时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湖泊沼泽，人们只能在其中围堤排水形成村落。
这种特殊的开垦方式便是垸田，对于垸田来说最害怕的不是旱情而是水灾。而能够威胁到湖广百姓生存的水灾，基本出自长江和汉水，想要治理这样的大江大河，光靠本地士绅显然是不够的。自崇祯初年以来，朝廷不断对这一地区的水利进行建设，到了崇祯十三年总算是初见成效。
在这样南北大旱的年景里，湖广地区却意外的获得了丰收。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在不缺少水源的湖广地区，日照时间的增加反而是一件好事。而现在这个历史岔路上也没有出现起义军进入湖广地区的事件，从而令本地百姓可以安心的种植田地，这对于大明来说算是一件幸事。
而在这样的收获季节，湖广士绅们终于有了一些动作。作为负责改组地方士绅会议为地方议会的张重效，在其叔父湖广总督张允修、南京礼部尚书王朝聘、湖南大学校长吴道行等官员名士的支持下，启动了两湖议会的第一次会议。
虽然湖北、湖南应当分设议会，但是分成两省不久的湖广士绅们却依旧把湖北、湖南视为一地。因为湖广地区的士绅本就势力不大，如果分成两省开会，他们的声音显然就更难以被其他地区的士绅听入耳了，所以最终大家决定还是合为一处议事。
这次会议开得时间并不长，不过两湖士绅的代表们却一致通过了三条极有影响力的议案。第一条是湖北、湖南士绅决定服从朝廷颁发的，包括铸币法案在内的各项法令，和朝廷同舟共济，共同面对今年的大荒；
第二条则决定，湖北、湖南士绅决定筹集30万石粮食运往北方赈灾，并愿意接纳一批河南灾民南下度荒，以替朝廷分担重担；
第三条则承诺，两湖地区的士绅绝不屯粮居奇，将会在朝廷规定的价格之内将余粮出售给户部粮食局。
在南方各省士绅，特别是江南各地士绅纷纷出声批评朝廷颁发的各项赈灾法令时，两湖议会公开发布的这三条议案，顿时成为了一股清流，不仅获得了朝廷中枢的称赞，更是令湖广士绅获得了北方各省士绅、百姓的好感。
而湖南大学校长吴道行在议会定案之后说的一段话，因为极有感染力，于是也跟着议案传到了京城。
崇祯看了两湖议会的议案和吴道行的这段话后，一时情难自禁便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了大明时报上。
“…愿我两湖士子，不要蝇营狗苟于故纸堆中，而当效仿先贤，以天下为己任。朕以为吴先生这话是说的极好的，这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人云：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吴先生这样的老师，湖南大学兴盛可期矣…”
这份刊登在大明时报上的文章，很快便引起了许多南北学者的响应，舆论的风向也终于彻底转变，江南士绅们的抗议不仅被视为自私自利之举，甚至连南方士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不少人开始靠拢两湖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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