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心素刚刚离开，徐省声便带着一大包内府工部局的资料向崇祯汇报了。经过了这一年来的发展，内府名下的工坊和文思院名下的各机器制作研究所，都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纺织业、蔗糖业、采矿业、煤铁联合体、水泥、制砖、玻璃制造业，加上造船、钟表、马车、纺织机器、齿轮切削等零部件加工制造业。光是内府名下的这些工坊，拥有的产业工人就已经超过了15万人。
而以上这些还不包括，从京营、卫所兵转化而来的建筑工人，还有盐丁转化的盐业工人，及渔业工人。
这些工人去年创造的平均产值是125元，也就是说，光是以上产业就创造了近1900万元的财富。虽然这个数字同大明的农业产值相比，看起来不值一提。
但是对于宫内原来的二十四监组成的内廷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往日这些宫中太监被皇帝派出到地方敛财，就算是搞的天怒人怨，一年也不会超过4、500万两的收入。这些收入送回宫内时，最多也就剩下了一半。
而且为了收取这些税款，内廷还成为了天下士绅百姓的仇敌，闹腾的厉害的税监，基本上就没有得到善终的。
虽说宫内太监们同外朝相比，算是最为效忠皇帝的存在，但是他们也是人，除了极个别的存在，大多数人还是会有普通人应有的情感。你不能够指望一群明知道没有未来的人，为大明王朝的江山永固做出牺牲。
如果有一口安稳饭吃，谁又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博取几年的人前风光，同外朝的文官相比，宫内的首领太监能够善终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只不过以前是没有办法可想，如果不拿出性命来博皇帝的赏识，就算是在宫内也一样吃不到一口安乐饭。所以一旦得到了出宫办事的机会，这些太监们就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想要在一次办差中捞取足够的金钱，好为以后出宫办事打下基础。
在这种急功好利的情绪指引下，把好事办成坏事也就是民间百姓对于这些太监们的主要印象了。有了这些太监们固泽而鱼的手段，地方士绅清流才有煽动民意，反对中官出宫监督地方官员的基础。
而现在就不同了，宫中投资开办的这些产业，只要好好经营下去，比起指着富室的宅邸挖矿勒索，不仅安稳而且收益也高。而且，这些产业的存在，也让没有退路的首领太监们看到了出路。
在崇祯对宫内太监、宫女的分流思想下，除了一大部分底层的太监宫女被遣散安置到了各产业内。还有一些颇有钱财的首领、管事太监，也借着这个机会急流勇退，或是弄了一个分管的事务，或是依附这些产业自己开设商铺去了。
这也是，在这一年内宫内人员裁减到7700多人，但是宫中反对的阻力却不大的缘故。就连万历皇帝、泰昌皇帝遗留下来的一些不重要的妃嫔，也在崇祯的默许下，移到了宫外安置。
在这种大刀阔斧的缩编下，宫内今年的支出已经不及往年的一半，但是存留下来的中下层太监、宫女们的待遇，反而有了小幅的上升。而这也是，为什么内廷的改革能够不断的推行下去的根本原因。
而在表面上，这种变革不过是按照一朝天子一朝内臣的潜规则，对宫内24监组成的内廷旧格局进行清洗替换的新方式。只不过崇祯没有选择以往帝位交替的平稳方式，而是对内廷采取了不信任的全面清洗变革而已。
对于连续两任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崇祯在私下就发表过某些不负责任的猜测。因此不管是内廷还是外朝，都不敢明目张胆的阻扰崇祯对内廷的变革清洗。毕竟大家都不愿意成为崇祯的怀疑对象，这种事情沾上一点皮毛都有可能身死族灭，他们显然还没有达到牺牲小我，成全众人的精神。
对宫内24监的清洗、人事调整的差不多了，朱由检便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如何提高内廷的行政效率上面。除了某些情报了解和产业控制上，他并不打算按照以往的惯例，让内廷成为对外朝文官集团的掣肘机构。
从成祖建立内廷的框架开始，历代皇帝就不停的增加内廷的权力，试图用来平衡权力越来越大的外朝文官集团。但是这种基于权力斗争上的平衡理念，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没有办法达到权力平衡的作用。
到了中后期，内廷和内阁中的部分官员相互勾结，就完全控制了朝政，就证明了这套权力平衡方式并不可靠。
归根结底在于，内廷的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本人，而外朝同样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能运转良好。让内廷去牵制外朝，无疑是用自己的左手攻击自己的右手，除了浪费行政效率，还造成了皇权和士绅阶层的对立，从而直接削弱了皇权的统治基础。
内廷和外朝斗争的越是激烈，皇权也就越是衰微。天启时代，魏忠贤同外朝部分文官勾结，从而让内廷彻底凌驾于外朝之上，在表面上是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但实际上，控制了京城的阉党，完全失去了地方上士绅阶层的支持，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士绅官僚。地方上税赋的拖欠和拒缴，便是这一矛盾激化的表现。
事实上即便是天启没有出什么意外，魏忠贤这套依靠对士绅官僚罚款，来维持大明财政运转的经济方式，也是难以维系下去的。
毕竟按照大明的征税方式，大明最小的社会单位并不是到纳税户，而是每个县大大小小的地主缙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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