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话语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大同边镇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一直是九边最重要的边镇。
大同的地理位置险要,号称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藩屏。
当初北元正是失去了大同,才彻底失去了重返中原的希望。而大同以北是空旷无垠的平原地形,适宜于大军集结,因此不管是中原大军北上,还是蒙古人南下,大同都是必经的咽喉之地。
随着大明武备的松弛,大同边镇的军队也开始迅速的**下去了,从明初定额13万余人战兵,5万余马匹的强大军队,到了世宗皇帝时就剩下了8万余人,2万多马匹。
边将不操练军队,却一心想要用马市作为控制蒙古部落入侵的手段。而大同边镇军屯制度的败坏,也使得大同边镇军队人数和实力下降之余,军费的耗用却剧烈的增长了。
明初时,大同边镇每年耗用的军粮近百万石,有一半是军屯所出。但是到了世宗皇帝时,虽然军粮少了30万石,但是军屯的产出却只占了六分之一。
而用于大同边镇的京运年例银从5万两,变成了今天主兵京运年例20多万两,客兵近20万两。
兵员不断减少,而耗费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大同边镇边将同文官上下其手,大肆贪污**的状况。
虽然几任皇帝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大同边镇错综复杂的军饷供应体系,和文武官员相互勾结的局面,已经不是派遣一两位官员能够纠正过来的了。
骆养性被派驻大同,大同镇守太监也同时被更换之后,崇祯就开始对大同边军进行调查和人员调整了。
大同地方的文职官员有,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分巡冀北道一员,阳和兵备一员,分守冀北道一员,左卫兵备一员。
而武官方面是,镇守总兵一名,协守副总兵一名。分守九名,游击将军二名,坐营中军官二名,守备三十九名。
而在这两个月内,分巡冀北道,阳和兵备,分守冀北道,左卫兵备四人已经全部调换。协守副总兵以下,守备之上的武官,则已经换了近一半人。
然而,从这些新上任的官员中收集到的情报,却让总参谋部对于大同边军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世宗皇帝时还有8万余兵员,2万多马匹的大同边军,现在算上老弱病残也才4万余人,而马匹到还有近万匹,这主要是仰仗了大同马市的便利而已。
按照孙承宗、袁崇焕过往在军中的经历,这4万多人,能有5千精锐已经算是侥幸了。
把这样一只军队拉上战场,还是野战对付蒙古人,这无疑是一场豪赌。如果失败了,林丹汗就可以长驱直入,不管是南下山西,或是东进京城,都将会无可抵挡。
坐在武英殿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脱离坚城的庇护,去同林丹汗打上一场野战,还是为一群蒙古人去作战,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
朱由检敲了敲桌子,然后说道:“为什么你们会认为这场战争我们会失败?我希望总参谋部要牢记一个原则,从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对方,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对方。
然而朕翻看了从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同我军交战的记录,朕发现,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违背这一原则。
我们总是在战略上无比重视对方,但是在实际的战术上却又无比的轻视对手。这才会出现,每次作战的实施计划,不,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术计划。
只是下达了一个行军目的地的命令,难道也叫作战计划吗?”
崇祯的质问,顿时让这些参谋们哑然了,不管是孙承宗等文官还是几位武官,在经历了这几个月的参谋部组建工作之后,他们认同了皇帝所说的话语,以前那种只言片语的作战命令,根本不能叫做作战计划。
军队行进的路线,沿途后勤的补给,军队和军队分别前进时所要保持的距离等等,让这些官员们重新学习了一次如何安排军队作战。
这些官员们也同时发现了,皇帝所倡导的参谋工作,根本不讲究什么奇谋妙计,个人武勇。只有按部就班的行军,充分的后勤补给,还有在行军途中对各种意外状况的程序化处置方式。
这种详细到繁琐的指示,基本上已经让前线的总兵大帅失去了大部分的指挥权力。但是对于朝廷来说,能够这样服从总参谋指令的军队,无疑是最为可靠的军队。
看着众人默不作声,朱由检才继续说道:“事实上在朕看来,这场仗林丹汗必败,而我方必胜。”
孙承宗终于忍不住问道:“陛下何以如此肯定?”
朱由检充满自信的说道:“林丹汗在辽东面对后金节节败退,连自己的老家都丢了,他没有想着反击后金,夺回家园。反而把战争瞄准了自己在河套的同族,可谓出师无名,这是一败;
不尊从林丹汗命令的,是右翼蒙古部落的首领们,但是林丹汗攻下了归化城、土默川之后,不仅没有安抚、招揽右翼蒙古部落的普通部众,还把这些部众当成了战利品分给了自己的部下,可谓倒行逆施,这是二败;
林丹汗身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不想着如何去保护臣服于自己的部落,反而想要凭借武力夺取手下部落的市赏,这是贪小利而失大义,这是三败。
右翼蒙古各部的民众,同我大明边塞军民和平共处已经数十年,双方都想要继续和平的生活下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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