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走了,季婷婷走了,都红在医院里。推拿中心一下子少了三个,明显地“空”了。原来“空”是一个这么具体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感受到它,就一个字:空。
稍稍安静下来,沙复明请来了一位装修工,给休息区的房门装上了门吸。现在,只要有人推开房门,推到底,人们就能听见门吸有力而又有效的声响。那是嗒的一声,房门吸在了墙墙壁上,叫人分外的放心。
叫人放心的声音却又是歹毒的,它一直在暗示一样东西,那就是都红的大拇指。响一次,暗示一次。听得人都揪心。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根大拇指。那是都红的大拇指。那是一分为二的大拇指。现在,一分为二的大拇指替代了所有的内容,顽固地盘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都格外的小心了,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推拿中心依然是死气沉沉。
沙复明一改往日的做派,动不动就要走到休息区的门口,站住了。他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把玩休息区的房门。他扶着房门,一遍又一遍地把房门从门吸上拉下来,再推上去,再拉下来,再推上去。死气沉沉的推拿中心就这样响起了门吸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
门吸的声音被沙复明弄得很烦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主要还是不忍。沙复明在暗恋都红,这已经不是秘密。他一定后悔死了,早就有人给沙复明提起过,希望在休息区的大门上安一个门吸,沙复明嘴上说好,却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一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没有人会追究他,但不等于沙复明不会追究他自己。他只有一遍又一遍地把房门从门吸上拉下来,再推上去。嗒。嗒。嗒。嗒。嗒。嗒。
沙复明后悔啊,肠子都悔烂了。真的是肝肠寸断。他后悔的不只是没有安装门吸,他的后悔大了。说什么他也该和他的员工签订一份工作合同的。他就是没有签。他一个都没有签。
严格地说,盲人即使走向社会了,即使“自食其力”了,盲人依然不是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盲人没有组织。没有社团。没有保险。没有合同。一句话,盲人压根儿就没有和这个社会构成真正有效的社会关系。即使结了婚,也只是娶回一个盲人,或者说,嫁给了一个盲人。这是一个量的积累,而不是一个质的变迁。盲人和这个社会一点没有关系么?也有。那就是每个月从民政部门领到一百元人民币的补助。一百元人民币,这是一个社会为了让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安稳所做出的一个象征。它的意义不在帮助,而是让自己理直气壮地遗忘。——盲人,残疾人,终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是,生活不是象征。生活是真的,它是由年、月、日构成的,它是由小时、分钟和秒构成的。没有一秒钟可以省略过去。在每一秒钟里,生活都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自”食其力。
盲人是黑户。每一个盲人都是黑户。连沙复明自己都是。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络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盲人的人生是似是而非的人生。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这就决定了盲人的一生是一场赌,只能是一场赌,必然是一场赌。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足以让你的一生输得精光。
沙复明丢下休息区的房门,一个人来到了推拿中心的大门口,拼了命地眨巴他的眼睛。他向天上看,他向地下看。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盲人没有天,没有地。所以天不灵,所以地不应。
作为一个老板,沙复明完全可以在他的推拿中心里头建立一个小区域的社会。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义务。他完全可以在录用员工的时候和他们签署一份合同的。一旦有了合同,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员工们去购买一份保险。这样,他的员工和“社会”就有了关联,就再也不是一个黑户了。他的员工就是“人”了。
关于工作合同,沙复明不是没有想过,在上海的时候就想过了,他十分渴望和他的老板签订一份工作合同。大伙儿就窝在宿舍里头,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意出面。这件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征,人们不太情愿为一个团体出头。这毛病在盲人的身上进一步放大了,反过来却成了一个黄金原则:凭什么是我?中国人还有中国人另外的一个特征,侥幸心重。这毛病在盲人的身上一样被放大了,反过来也成了另一个黄金原则:飞来的横祸不会落在我的头上的。不会吧,凭什么是我呢?
工作合同的重要性沙复明是知道的。没有合同,他不安全。没有合同,往粗俗里说,他就是一条野狗,生死由命的。命是什么,沙复明不知道。沙复明就知道它厉害,它的魔力令人毛骨悚然。但沙复明因为工作合同的问题终于生气了,他在生同伴们的气。他们合起伙来夸他“聪明”,夸他“能干”,其实是拿他当二百五了。沙复明不想做这个二百五。你们都不出面,凭什么让我到老板的面前做这个冤大头?工作合同的事就这样拖下来了。沙复明毕竟也是盲人,他的侥幸心和别人一样重:你们没有工作合同,你们都好好的,我怎么就不能好好的?为此,沙复明后来悄悄打听了一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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