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人所指便是日本，而“东瀛”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秦朝，当年亦有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派御医徐福率领三千童男女自山东沿海东渡的记载。
而今不论是在中国亦或日本均留下了徐福的传说，自后三国、晋、隋、唐、宋皆有来中国学习交流的东瀛人。
元朝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历代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
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
由于朱元璋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到了重大挫折。而正是两国互不了解，日本又正处南北朝混乱时期，朱元璋充满威胁一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
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更斩杀了五名随员。
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
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朱元璋一直不曾放弃招降的决心，终经努力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七十余人。
明面上两国虽关系密切，但时有“倭人”扰乱等事情发生。北朝统一，南朝的武士、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当看到了大明王朝物资丰饶，人杰地灵后企图抢夺大明资源。
是以，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均有“倭人”烧杀抢掠等地方滋扰之事，他们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日渐炽盛的倭患，期间日本与大明沿海地带的官兵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
而统一了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
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
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
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
明嘉靖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措施，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叫好。
倭寇的罪行，给大明百姓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个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
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
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九十六人。
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结果朱绔被诬蔑被迫自杀。
从此巡视大臣不在设置，朝中朝外也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倭寇的滔天罪行，给大明沿海地带的百姓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
被激愤的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再次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地募集千余人抗倭。
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贩孙镗，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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