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优从浙东天童山回到北京之后，再没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一直认为，她与信诚一切都好，两人正沉醉于甜蜜的爱情生活。那时我正在设计小说的结尾，那结尾便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写出这样团圆美满的结尾对我来说，早就心仪已久，在此之前我的多部小说皆因结尾不让读者舒心痛快而屡遭诟病。无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还是《永不瞑目》，还是《死于青春》，主人公均在缠绵相爱之后，死于非命。而《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和《玉观音》之类，虽然人物苟活在世，也是有情男女，天各一方。最好的结局要算《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和《便衣警察》了，但男女主人公虽然破镜重圆，心里也是各怀恩怨情仇，读者大多也能看出，那种美满似难持久。所以我一直憋着要写一部真正的团圆喜剧，以免读者对我盖棺论定。优优与信诚的故事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在祝福他们的同时，也写下他们的幸福供读者分享。我甚至想像万一哪位电视剧投资商被“海岩”二字冲昏头脑，冒险拍下此片，那结尾一定是优优和信诚带着他们的孩子乖乖，徜徉嬉戏于蓝天碧水的海边，而此片最后光明的结尾，就定格于他们脸上灿烂无忧的笑容。
但在这个结尾尚未完成之前，我半夜三更接到了凌信诚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焦急，焦急中还带了些少见的愤怒，愤怒中又包含了情不自禁的沮丧……他沮丧地告诉我优优跑了，时至深夜还未回家。他详细地说了优优离家出走的过程，自我辩解的同时又夹杂了对优优的批评。他说他没想到优优的个性如此之强，脾气如此之大，一言不合，摔门就走，这日子长了可怎么过呢。凌信诚的这个电话，再次把我对爱情能够持久的幻想，无情打破，让我深感男女之间性格冲撞，日久生厌，甚至柴米油盐，经济纠纷，这些才更加真实，更加永恒。
凌信诚诉说完了，抱怨完了，还是希望我能帮他找到优优，劝她回来。我说优优并没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她的下落，她会不会去医院她大姐那里了？会不会去她姐夫那里了？她姐夫不是开了一个店吗。凌信诚说这些地方他都找过，也打电话问过，他们都说没有见到优优。
于是我一边答应他明天尽量去找，一边站在优优的立场，做些缓解矛盾的工作。我说据我观察，优优对你有很深的感情，但你也要为她想想，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守着一个一见她就发神经的孩子，她究竟有多少耐性，究竟能承受多长时间，总不能对她要求过高。另外，你们两人相处，你是强势，她是弱势，她经济上要依赖于你，你又是男的，她在你面前惟一剩下的，惟一敏感的，只有自尊。她因为自尊受伤而离家出走，你应当理解，应当宽容。我的劝说让凌信诚在电话里沉默下来，没再为自己辩解理论，在结束通话前他向我表示，优优回家以后，他可以向她赔礼道歉。
第二天我是通过阿菊找到优优的。阿菊已经不在医院陪护优优的大姐，因为优优大姐已经出院，住到优优姐夫开的店里去了。优优姐夫拿了凌信诚给的二十万元投资，本来雄心勃勃，要重演志富火锅尚未实现的神话，但自从他倒了几次手机，间或还做了几次“倒卖人口”的“脏活儿”——为一个在北京开酒吧的仙泉老乡从仙泉招了几名坐台小姐，赚了几笔“不赚白不赚”的小钱之后，已经彻底蜕变成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分子”了。我对优优说到“机会主义”这个词时优优居然没有听懂，这是老词，已经多年不用，源自毛**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期的著作。毛**说：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我对优优说，你的姐夫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他看到北京的网吧生意很火，便立即放弃了他的火锅理想，在酒仙桥那边开了一家网吧，做起了少年儿童的生意。那网吧也起名叫志富网吧，刚刚营业，生意挺火。钱志富就住在网吧后面的一间平房里，优优大姐出院后也住在那里。凌信诚还把公司里一辆八成新的奥拓汽车，让姐夫开着，又单给了大姐三万块钱，让大姐把个家安得像模像样。
大姐出了院，阿菊却没失业。优优本来想再求凌信诚也帮阿菊找份工作的，但阿菊自己有本事，在医院就地取材找了个挺美的差事。这差事并不是留在医院，而是到一家装修公司去当秘书。装修公司的老板是个工头出身的江苏人，那一阵割阑尾住在大姐隔壁，和阿菊互相对眼交了朋友，没出三天便亲口许愿，并且一出院就说话算话地将阿菊带走。
我先在那间“志富网吧”里找到了优优的大姐，从她那里得到了阿菊的电话。我就在那间网吧里和阿菊通了电话，阿菊没听我说完就打断我说：“对，她是在我这里，你要不要和她说话？”
于是我和优优就说上话了，不是在电话里，而是见了面。见面的地点就在阿菊住的地方，离“志富网吧”很近很近，就在大山子附近一幢居民楼里，两房一厅的一个单元，家具灯具都是新的。阿菊新交的那位开装修公司的男朋友名叫老六，平时业务很忙，时常不能回家，他不回家时阿菊就一个入住在这里，她那个公司秘书的头衔只是虚设。
看来阿菊对她的新生活感到相当满意，我赶到阿菊家时优优刚刚睡醒，正在卫生间里匆匆洗漱，阿菊便带我看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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