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本来只是为了利他，却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举办“佛光缘书画义卖会”，为佛光大学筹措建校基金。当各地艺术家云集台北道场鉴赏书画时，都不约而同地咋舌惊问：“大师！这么宝贵的名家真迹，您是如何‘化’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点真心和别人结缘罢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着轮椅，带着尚未痊愈的腿伤，从台北回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灵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谢，并且说，她是满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从来没有拜过别人。后来她听说佛光大学要募款，将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数捐出，使义卖会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与我素昧平生的高岭梅先生卧病医院，请家人转告，希望我能为他主持皈依。当时我的行程已经排满，短期间内无法赴港，想到山海远隔，何忍让一个老者拖着病体来台，于是用电话方便皈依。事后他送了我一幅张大千先生的“观世音菩萨”画像以为致谢。直到举办义卖会时，我才知道高岭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张大千先生国画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观世音》和《荷花》居然为佛光大学筹得一亿六千万新台币，对于巨额的工程款项，不无小补。
在义卖会场，望着张大千的名画，我突然心有所感：法华会上，无尽意菩萨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的精神深深感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佛世时，须达多长者聆听佛陀法音以后，心生欢喜，故发心以黄金铺地，兴建只园精舍供养三宝，这些经典里记载的事实无非证明了“化缘要化心”。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的无上智慧，我们固然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我们可以见贤思齐，努力效法，用无尽的悲心愿力和大家广结善缘。
多年前，潘孝锐居士听了我的说法以后，心生感动，不但对于佛教的文教事业多方支持，并且将自己的图章放在银行，嘱咐办事人员，只要我去借钱，无条件支付。维力企业的张登旺董事长也由于我为他讲说《心经》，心开意解，所以捐了一千万元维力清香油给佛光大学义卖。而自谦“小人物”的余福隆先生，因为和工厂员工与我一齐“素斋谈禅”的因缘，而发心捐献台北道场十二楼的地板石材。想当初，我临时提议，决定拜访他的工厂时，车上的徒众还恐怕耽搁时间，延误行程呢！
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拒载佛教出家人，因为他们认为出家人光头，会让他们出门赚不到钱，甚至赌马打牌都会输得光光的。为了改变他们的成见，每逢搭出租车时，我总是在车资以外，附上丰厚的小费，给他们欢喜，让他们发财。有一回，我在红磡体育馆讲经时说道：“出家人是财神爷，能带给众生物质与精神、世出世间的财富。”话语甫毕，台下一片掌声雷动。现在我到香港坐出租车，司机反而不收我的钱了。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有时为了利乐众生，我们甚至还要喜舍财物。
五年前，我将信徒送给我静修用的蒙地精舍，提供给李自健先生作画，乃至为他安排画展。五年后，他捐赠新台币五十万元给我作为弘法基金。三十年前，阮囊羞涩的我，将身上仅有的五十元，拿给黄丽明作为学道资粮，三十年后，她以十万倍的钱财供养我作为道场的建设费用。她的同修曾梁源先生是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本来没有什么深厚的信仰，后来有感于我不但不向他化缘，反而连续三次都要他少捐一点，让他觉得感动万分，因而对佛教更加护持。一九九四年，他为台北道场的成立而热心奔忙，后来见来往的信徒络绎不绝，道场的法务繁忙不已，索性搬来与道场毗邻而居，以台北道场的服务员自居，发心从事安全维护工作。
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最重要的是以化心来结缘。只可惜末法时代，许多人误解滥用，使得这个在佛教流传千百年来的美好制度频生弊端，但看一些出家人经常向信徒劝募，乃至沿街乞讨，姑且不论其身份真伪如何，但是他们的行仪可曾对人心有所启迪？得来的钱财是否真能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化缘化心”，广结善缘，将人心导入正道，才是出家人最重要的目标。
（一九九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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