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常在宜兰弘法，后来创设了一个幼稚园，那时有七八位年轻小姐担任老师。我见她们很有学习性，便省吃俭用，凑出一笔经费，作为车资，经常送她们到台北、板桥接受幼教师资的讲习。她们每每在即将出发之前，一再问我：“师父！我们真的要去吗？我们走了，谁来教幼稚园呢？”我回答她们：“我也会带幼稚园，你们快去吧！不要错失良机！”她们学成回来之后，继续担任教职，将幼稚园办得比以前更有声有色，学生人数竟达五百余人之多，在当时可说是台湾之冠。后来她们陆续随我出家，其中就有现在的慈嘉、慈容、慈惠。
十多年后，在佛光山草创初期，正是财务最拮据的时候，我又陆续送慈惠、慈嘉、慈怡、慈庄、慈容等人去日本留学。她们甚至在临上飞机时，频频问我：“师父！我们一个个走了，您一个人怎么能料理开山那么多事情呢？”我依然以平静的口气回答她们：“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们不要犹豫迟疑，错失了良机！”她们毕业归来之后，帮我办理各种文教事业，佛光山因此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后来，我又送了一些徒众继续到世界各国去深造，但也有一些没有条件留学的弟子，自己前来要求留学，我回答他们：“你们留在山上好好学习行政、法务，不要错失良机！”一些弟子听从我的劝告，继续留在佛光山多方参与，现在都已是住持一方，“良机”无限，他们都很感谢我当年的苦心；一些弟子一意孤行，后来学无所成，悔不当初，才知道自己没有条件，即使争取到机会，也不是“良机”。所以，什么是“良机”？我觉得：有未来性，能利己利人的机会，才是“良机”。回想我并无聪明才智，境遇也不是很好，但是仍能为佛教创出一番天地，“没有错失良机”正是重要因素之一。
即以读书深造为例，过去我还在焦山佛学院念书的时候，曾有机会可以进师范学院念书，但师父却以苛责的语言回绝了我，而送我的师弟今慈去念大学。后来师弟还俗，我才恍然大悟，伟大的师父严厉地骂我，是故意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让我“不要错失良机”。
来到台湾之后，我遇到曾在天宁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圆明法师，一九五一年，他获得台湾佛教会的奖学金赴日留学，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只可惜他也像许多到日本留学的年轻比丘一样，滞留当地，后来听说在大学教书，兼开补习班，将会终此一生。记得当时的我居无定所，一文不名，既没有圆明法师这么好的机缘，也没有同门师兄弟得以依靠，但凭一股爱教热忱，在各处弘法布教，却因此结下许多法缘，开拓日后广大的人生。所以，机会来了，不见得好，如果一念之差，随波逐流，反而“错失其他真正的良机”；没有机会，却能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一种潜在的“良机”。
四十年前，因为我经常为了护持正法、厘清佛教的原则，而在报章杂志上扫除邪见；又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引起日本大正大学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寄给我一纸博士班入学通知单，希望我前往就读。当时我想：这个机会实在太好了，我要努力读书，将来学成归来，服务大众，好为中国比丘争一口气，让大家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到了日本就会变节还俗。既而又想：“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台湾这片佛教沙漠之中开辟了一些绿洲，如果我去了日本，有谁能继续我的愿心，将菩提种子遍撒台湾各个角落呢？”正在犹豫的时候，高雄万隆酱园的朱殿元居士得知这个消息，焦急地跑来问我：“你已经是我们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要去日本当学生呢？”我突然醒悟：“此时此刻，我何必为了博士虚名争一口气远赴东瀛呢？我留在台湾好好耕耘这一片净土，如果能让佛教拥有光明的前途，就足以证明比博士学位更为重要！”后来事实证明：我虽然失去了深造的机会，但是我并“没有错失良机”。在此二十年后，美国东方大学颁给我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么多年来，我看尽世事起伏，往往发现：人，之所以会“错失良机”，大多在于私心自蔽，以致自他受害。原来所谓“良机”，是要自他欢喜，彼此有益，公私两利才可。
像太虚大师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组团到国外宣扬国威，揭穿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宣传，获得英、美、锡、缅等国的支持，使得八年抗战终于胜利成功，所以无论在朝在野，声望都很高，这本来是振兴佛教的“良机”，但由于佛教守旧派的僧伽不肯合作，以致功败垂成，令人扼腕。记得当时我等一批僧青年为了响应他的号召，曾在南京组织佛教青年会，准备如火如荼，有一番作为，可惜后来因为会内有人捣蛋而使会务告终，就这样丢失了“良机”，当时我的心中真是悲愤填膺，但又徒呼奈何！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佛教地位低落的当时，曾遭遇一段困厄的时期，但我并不气馁，依然为弘扬佛法而奔走，或救济风灾、震灾，或到监狱讲经说教，或到乡间海边弘法，或编印发行杂志，或许是因为如此，得到多位教界前辈的垂爱，给予我发展的机会，只可惜因缘不具，仍然不能圆满所愿。像慈航法师曾介绍我到嘉义天龙寺去当住持，尽管老住持能之法师已然承诺，但由于没有得到寺内全部委员的同意，所以我默然不敢承受；一善堂的负责人吴随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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