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喜成从学校的大门跑出来之后，拐过一个墙角，见四处无人，又翻墙回到了学校院里，悄悄钻进一个装满体育器械的小仓库，这里面放着跳箱、鞍马、体操垫子、竹竿，各种鼓的瘪的蓝球、排球、足球等体育器械。他躺在跳箱后面的体操垫子上，舒舒服服，还正好将自己隐藏起来。这是他利用灯下黑采取躲避追踪的惯用手法。
他刚刚躺下来，就听到了一些人走进学校操场的杂沓声音，也听到了齐志刚和他们的说话声。显然，这是齐志刚带着人到这里搜查来了。他听到了有两个人来到这小仓库前，扒着窗户往里看了好半天，他隐蔽好自己，紧张地一手拿枪，一手握着手雷，准备一进来人，就和来人拼死一博。
但是他们只是看了看，没有进来。过了一会，人们都走出了学校。操场恢复了安静，崔喜成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他原来想在小旅馆睡上一觉却没有睡好，现在躺在软软的垫子上，舒展开过于疲乏的四肢，顿感困倦来袭，又想阖上眼睛睡一会，可内心里却是波涛汹涌，让他不能平静。
自从空降西伯利亚以来，一路打生打死，险象环生，真是脑袋别在裤腰上，没有一刻不是紧绷着神经的。然而，包括让他执行命令的上峰，包括他现在的直接上司，没有一个人会可怜他，同情他，现在他只要走出学校，人人都会把他当做敌人，就像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恶狼一样，人人都想捕获他，痛宰他。
这其中也包括刚刚和自己打斗的那个对手，尽管双方出的都是狠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是拳脚相对中，崔喜成知道了对手是个同乡，也是习武之人，而且从对打中尝试到久未见到的出自家乡的熟悉的武功套路，不由地有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心想，这算不算是“他乡遇故知”呢？如果双方不是对立的敌人，他们再次相遇时，就可用以武会友的方式，摆开阵势，真正地来一次切磋，那将是十分过瘾的事情。
对自己要置于死地的对手，竟然有这样奇怪的想法，崔喜成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现在不是要和人家再次切磋的问题，而是如何逃离人家的追捕，寻到一条生路。尽管他很厌恶天天阴着脸的上司廖长官，但是现在必须得找到这个家伙，这样他才能和他一起离开海拉尔，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回到台湾去。而要找到廖斌的唯一办法就是到火车站去死等，除了能等到廖斌，或许还会等到那几个苏联人，让自己有下手的机会。
然而，他不认识去火车站的路，而且在中共大搜捕的情况下，自己怎样才能隐蔽地到达火车站？想一想也是难比登天的事情，但是为了活命，他只能为此出去找机会，碰碰运气。他悄悄走出小仓房，翻墙到了小街上。见这背静的小街没有人，就哪里没人往哪里走，拐了几个弯，看见远处的街边停着一辆三轮车，就在他往前走的工夫，看见一个人从一家院门里走了出来，骑上三轮车要走，崔喜成觉得坐三轮车去火车站，会省得自己瞎摸瞎找了，连忙紧跑几步追上去喊道：“喂，拉三轮的，拉人吗？”
三轮车夫说：“拉。你去哪？”
崔喜成说了声“火车站”，但是走到车前，他马上又后悔了。心里想，自己是在全城被中共通缉的人，现在穿着这件特征明显的光板羊皮袍子，坐在三轮车上招摇过市，这等于告诉人们自己就是那个通缉犯，所以必须想办法换了这身外皮。脑海电转之间，有了主意，便对三轮车夫说，“大哥，这天太冷了，能不能跟你讨碗热水喝，让我暖和暖和，然后咱们再去火车站。”
三轮车夫爽快而又热情地说：“行。我家有热水，进来吧。”
崔喜成跟着他走进院里，见这是个住着几家的大杂院，便紧跟着三轮车夫来到西边的一间小屋里。幸运的是屋里没有人，崔喜成端着碗喝着三轮车夫给他倒的热水，仿佛无心地问道：“从这到火车站怎么走啊，坐三轮得多少钱？”
三轮车夫说：“嗐，没多远。从我家这条小胡同出去，上了大街一直往东走一会，就能看见火车站了。坐我的车，你给五块钱就行了。”
崔喜成喝下一碗热水，感到浑身暖和了一些，撂下水碗的时候说了声：“谢谢。看来你是个好人。”
三轮车夫说：“一碗水的事，客气啥？”
崔喜成说：“那咱们走吧。”
三轮车夫便转身往外走去，没等走出屋门，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紧跟在后面的崔喜成竟悄无声息地一巴掌朝他的后脑狠狠拍去，他哼也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随后崔喜成登上屋里的火炕，从炕柜里翻出褥单子撕成了布条，把三轮车夫堵上嘴，把他的外衣扒下后，才把车夫的胳膊和腿捆了个结实。
崔喜成换上三轮车夫的衣服，戴上厚厚的狗皮帽子，拉下帽耳朵系上带，把自己的脸包了个严严实实，几乎只露出了眼睛、鼻子和嘴，然后又用撕剩下的褥单子包好了长枪，这才走了出来。
当崔喜成出得院门时，他已是摇身一变，成了另一身打扮的三轮车夫，蹬着三轮车大摇大摆地向火车站的方向骑去。
海拉尔的老火车站，当时还是座两层小楼的石头房，二十世纪初，建设这座俄式小楼时，在楼的西侧涂上了的俄文的海拉尔红色字样，在楼的东侧涂上了海浪两个红漆汉字，这是俄文的海拉尔翻成的中文。
由于火车站里出入的乘客不算多，小楼前面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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