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他们各人的神情，好像是我们进来之前就铺垫好的，便没再推辞，开口做了冗长的侧写：凶手不是一个人，是团伙，不管从情节还是从现场分析，这点不会错。我想总共应该有五个人以上，成员很杂，有男有女，有强有弱，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身份背景也大不相同，甚至，彼此之间可能都并不认识，只因某种必然的原因联合在了一起，那个原因极可能是复仇，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材料和证据才能确定。团队的主脑人物相当厉害，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细节布置，全都做了最精致的安排。最初我觉得应该是个男人，但综合起来分析，又觉得应该是个女人。海伦?费希尔说过，女性的思维是网状的，男性的思维是阶梯状的，可这起连环案里，包含了从两种思维模式出发的行为，所以很糊涂，怀疑会不会是有两个主脑人物，但从以往案例来看，这种可能性又极小。
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尤其是心理专家，还不时点头，虽然没有明确的眼神表达，但还是看得出很赞同我的看法。
于是我放得很开，继续说：暂且先认为团队中只有一个主脑人物，因为也存在那种拥有男性思维的女人，或者拥有女性思维的男人。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乾州本地人，也肯定在本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从事——或者说曾经从事过特殊的行业，记者、警察、律师，或者是司法部门的工作，利用职务的便利锁定受害目标，五桩命案的受害人中有四个都被刑拘过，甚至上过法庭，但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逃开了制裁。这个主脑现在一定处于请长假或者离职状态，这么多的命案，从掳人到囚禁到杀害到布置现场或者弃尸，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办法一边上班一边做。我想，他们团队里面其他的成员未必每件案子都有参与进去，但主脑人物必定事事都亲力亲为在安排。
专家再次点头，然后转过脸去看付宇新。
我见他唇角浮上点笑意，便也顺着他的目光去看付宇新，只见付宇新一脸惊诧地看着我。于是我心下明白，我说的这些，在我进来之前，专家已经跟他说过了。
其实关于主脑人物可能从事司法相关行业这点，我前几天就想到并且和老懒通过气了，估计他早已经安排人在暗中调查。这种事情挺敏感的，所以在出现比较确切的线索或证据前，不能大张旗鼓行动。
我端起杯子喝水，思索着还有没有遗漏的。
心理专家转过脸来问我对现场的女士风衣、睫毛膏、脚印、凶器、胸针这些怎么看。
我回答说：“都是那个主脑安排好的，他们塑造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女性凶手形象，从身高、体重到品位甚至经济能力都做了严格的设定，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那个不存在的女人，所以就算日后警察追查到团队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哪怕他们再有杀人动机，哪怕再拿不出不在场证明，都没用，因为现场证据显示，命案跟他们无关。”
这回老先生没有点头，而是稍微把身体往我这边倾了倾，神情温和，用讨论的语气问我：“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些证据，确实是主脑安排好的，但它们最终会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这个我倒真没有想过，所以挺讶异的，问他：“你的意思是他们找了个替罪羔羊？”
他神情庄重，慢慢地摇头：“未必是替罪羔羊，可能就是凶手之一，甚至就是主脑本人，说不定她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殉难的准备，只要等全部计划完成，她可能就会主动自首，一肩扛下。”
我认真考虑专家提出的可能性，觉得应该没有这样的必要。
从我们手里的案件来分析，那个主脑，那只传说中的“上帝之手”，聪明到了绝顶的地步，难道还想不出一个完美脱身的办法？真的非要选择以身殉业这一步？
我认为不太会，但也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估计他们准备了好几套方案，以身殉业是万不得己时的最后一着狠棋。
我对心理专家提出的想法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只静默不语，他显然明白我的想法，笑笑说：“我也只是提出一种假设。”
然后他又问我还有没有想法。我认真考虑了一会，说：“想法就这些，但问题到是有一个。”
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先简单对比了一下发生在乾州的这些命案和发生在梁宝市的那些命案，然后把复仇论分析给他听。
接着，才把问题抛出来：“乾州市的五个受害者显然不可能是在梁宝市犯过命案的凶手，那么，传说中的‘上帝之手’为什么选择与切身仇恨无关的旁人作为仇人的替代品来杀害？这不合逻辑。”
所有人都静静地等我往下说。
我咬了咬嘴辰，说：“就算主脑人物有那么狠的心可以做到，但他们团队里的其他人，未必……哦，也许不是未必，我觉得起码有那么一两个人，是绝对做不到通过杀害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来发泄曾经失去亲人的痛苦和仇恨的。他们的内心没强大到那样的地步。”
心理专家点头，说：“我们刚刚也讨论到这个问题，我分析不出答案，所以务必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问他催眠可不可行。
他拧了下眉毛，问我：“你的意思是，凶手团队里面有个很厉害的催眠师，对其他成员进行了催眠，使他们一致认定他们所杀害的，就是曾杀害他们亲人的凶手，是吗？”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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