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这些事情，王则之打算把商人们整顿一下。
大同府内要做的事儿太多，凭他一人，包揽不了全部。
最主要的是钱粮耗费太大，他要想办法盘活大同府内的市场，减少消耗。
要不然，以目前的状况消耗下去，他手里的钱粮连一年都撑不住。
毕竟，一府之地的百姓那可是有几十万人的。
王先和王闪都派出去了，王闪在走之前向王则之举荐了一人。
此人姓余，名有，全名余有，陕西人氏，祖籍山西。
据他所说，他的祖上在明洪武年间，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
而今的陕西战乱不休，不适合经商，他就从陕西渡黄河来了山西。
余有在经商之道颇有自己的见解，王则之只是和他聊了一个时辰，就知道此人可用。
于是，他成为了管理大同府、归化城商人的第一任商会会长。
大同府内的恶绅奸商、贪官污吏被王则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根拔起。
剩下的这些士绅、商人都是一些老实本分之人。
这也是王则之下令收通行费之后没有人反对的原因。
对于王则之来说，这些人都可用。
至于那些有问题的官员和商人，王则之已经全数交给山西巡抚宋统殷了，王则之相信，当崇祯看到这些人所犯的事儿之后，一定不会饶了他们。
之前崇祯不动他们，是忌惮他们背后的势力。
现在王则之把这些人都抓了，还掌握了他们的罪证，崇祯没有理由不动他们。
如果他们背后的人阻挠崇祯，就要和他们一样背上资敌叛国的罪名。
王则之敢肯定，朝中的那些大臣还不至于蠢到敢背负这个罪名的地步。
也就是说，王则之清除的那些恶绅奸商、贪官污吏基本上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崇祯二年，七月一日，大同府魁星楼。
余有按照王则之的要求，将大同府内有头有脸的商人全都聚集了起来。
“我大同府地处西北边关要地，盛唐之时就是从长安通往北部外族经商的必经之路，而今总兵大人已经平定了塞外诸部，就连喀尔喀人也服软了。
从今日起，诸位出关经商的路更平坦了，更远了，更有赚头了。”
魁星楼的大堂里坐满了人，由于人太多，安排了位子的仅限大同府内颇有名望之人。
比如坐在最前面的这位，薛氏代表，他代表的不仅是他的家族，还有天成卫，甚至他一个人就能代表了大同府。
他虽然威望很高，但他却不是天成卫的第一任警长，那是因为他家产丰厚，不利于掌控。
如果任命他为警长，他完全不用靠王则之拨付银粮，他靠自己就能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
薛氏代表为什么能有这么大威望，这就说来话长了。
明朝，山西大同府天城卫有薛氏三兄弟，他们分别务农、做官和经商，各尽其业，最后成为当地著名的大户。
薛氏一家，长兄务农，三弟经商，以资助老二读书，老二登进土第，得授高官。
薛氏始祖薛士秀，约明初从戎河曲，后定居大同府天城卫。
薛士秀生薛镇，镇生薛庵。庵生四子，即薛春、薛云、薛雨、薛雷。
薛春生二子，长子薛经，次子薛绮。绮生三子，即此处所说的长子薛某（佚名）、次手薛纶，三子薛缨。
薛纶从小聪颖，记忆尤其过人，少年时同长兄一起在私塾读书，兄尚未读完一句，纶已目数行，兄再读时，纶已熟记，背诵如流。
薛纶才思敏捷，数百言文章可立刻成就，且文藻秀美。
长兄对薛纶的才华深为佩服，便放弃学业，继承父业屯田耕作，资助薛纶读书。
薛纶在长兄自我牺牲精神的鼓舞下，越加奋发读书。
终于在隆庆二年（1568）登进士第，进入仕途。
1568年薛纶出任长安县县令，做到有田必耕，田税必均，轻徭役，休养生息，使当地的生产得以大发展。
他还伸理了本县百姓张良弼等人的冤案，使久拖不决的遗留问题得到清理，行治称“三辅第一”，其政绩得到认可，于隆庆四年升任兵部武选主事，纶提拨将才，招兵练兵，屯粮充饷，加固城堡，出谋划策，并与大司马谭纶著奇其等书。
当道甚重之，1580年，补缺任开封知府。
薛纶斧解刃理，弹压强藩摧抑豪右，后称河南第一，是年升任陕西暗察司副史，治兵定远。
当薛纶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薛纶因定边事被参，万历帝大怒。
其实，薛纶在定边才两月，并无涉讼理由。
面对楚人地方势力的排挤，纶心灰意冷，弃官回籍。
有人很惋惜他，薛纶说：“我有幸继承先辈之产业，兄耕弟贾，助我求学，才有今日之位，我愿已足矣！”
薛纶弟薛缨是两淮盐商，明中叶，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边疆屯田纳粮换取盐引的开中制度，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代替，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
边商专纳米、豆、草束，依靠贸易盐引谋利。
内商则坐场掣盐，进行交易或转售他人。
由于内商处在支配盐的运销的地位，获利多，资本增殖快。
所以，山西、陕西、安徽等地的大盐商，纷纷寓籍淮安、扬州，薛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居扬州的。
薛氏家产五世没有分开过，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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