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的没错，眼前这户人家的门头上有一个门牌，蓝色底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项代沫看了好一会，才看清楚上面写着183号。老人的头脑非常清楚，她没有忘记给项代沫带路的事情。
老人将两个人带出油坊巷的巷口，在巷口的斜对面有一个电影院，售票窗前排着很长的队伍。
老人走到一个矮小的旧桌子跟前——小桌子放在sān_jí台阶上。
老人从项代沫的手上接过竹篮子，放在桌子上，然后，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挑出一把钥匙将一根铁链子上的锁打开，抽出铁链子，最后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小板凳。
“同志，小板凳给你坐。”
“您坐，我们坐在台阶上就行。”项代沫将小板凳推给了老人，自己一屁股坐在石阶上。
林狄和马建平则站在台阶下。
老人刚坐下，就有两对男女走了过来。
不一会，老人卖出花生米。花生米，是两块钱一包，瓜子是一块钱一包。
项代沫从口袋里面掏出十块钱，葵花籽。
“你们用不着买，说说话，用不着这么客气。”
“我不是客气，您的瓜子和花生米，我闻着很香，带一点回去，有空的时候，让同志们香香嘴。”
老葵花籽放进林狄的皮包里面。中国人——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他们在数字上喜欢“八”，讨厌“七”，七死八活嘛。
项代沫又从皮夹里面掏出两块钱放进了竹篮子里面。老人推辞了一下，便没有再坚持。
“小难这孩子命太苦。”
“小难叫什么名字，在鸣晨庵的法号叫什么？”
“小难叫尚文君。法号叫什么，这——你们要问她爹。”
“小难家里还有什么人？”
“就他爹一个人。过去经常喝酒，自从小难出家之后，特别是小难她妈妈死了以后，酒喝的更厉害了。”
按照情理判断，这个尚文君应该是修竹、清水，莫忧中的个。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写纸条的人极有可能是宁和。
“老人家，尚文君为什么要出家呢？”
“唉——觉得没有奔头了呗。”老人长叹一声。
“请您跟我们说说小难，好吗？”
“唉——”老人又长叹了一口气，“小难他爹最早在铁路上工作，还是一个小干部，因为一起重大的事故被判刑，在青海坐了将近二十年的牢，文君她妈便带着文君苦苦等待，真是祸不单行啊！这中间，文君她妈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被单位的造反派说成是破鞋，挂牌子批斗、游街——”
老人将两包花生米递给一个小姑娘以后，继续道：“你们说说看，遇到这些事情，这小孩子能有一个好吗？文君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日子虽然苦，但却出落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大姑娘。”
“十八岁的时候，文君被一个当兵的看上了，男孩子在部队还是一个营级干部，眼看着苦日子就要熬出头了，可男孩子的母亲到镇上来了一趟之后，两个人的婚事就黄了。”
“文君她娘刚寻了短见，这对文君的打击已经很大了，当时，文君已经怀有身孕，没有办法，她只能把孩子打掉了。孩子打掉以后，文君就出家了。文君她爹知道以后，大病了一场，病还没有好利索就到鸣晨庵去寻文君。”
“现在想一想，尼姑庵倒算是一个好去处——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如何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呢？”
尼姑庵未必是一个好去处。
“老人家，尚文君是什么时候到鸣晨庵去的呢？”
“一九七六年。”
这正是激荡岁月即将结束的时候。
“她出家的时候多大年龄？”
“十九岁。”
根据年代和年龄的判断，尚文君很可能就是宁和所说的清水。
老人好像明白了什么：“你们来找文君她爹，莫不是文君出事了？”
项代沫、林狄和马建平还不知道尚文君是谁，所以，暂时无法回答老人的问题。但从写纸条的人的目的来看，尚文君应该是出事了。
老人开始上生意了，电影就要开演，买瓜子和花生的人越来越多。三个人和老人打了一个招呼之后，朝油坊巷走去。
三个人没有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尚文君的家。门牌号上的“1”已经看不清楚了，只剩下“8”和“7”两个数字，门牌上的蓝颜色底漆已经斑驳的像一朵被踩烂的花。
门半掩着。
三个人走到门跟前的时候，闻到了一股酒味，正在犹豫的时候，走过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同志，你们找谁？”
“请问大姐，这是尚文君的家吗？”林狄问。
女人点点头，然后低声道：“文君家只剩下她爹一个人了。”
女人走到门跟前，推开门，伸头朝屋子里面看了看。
在女人推开门的同时，两个人听到了打呼噜的声音。
屋子原来是一个单间，后被隔成了里外两间，中间是用木板钉起来的，然后糊了一些报纸。
主人很久没有打理自己的屋子了：隔墙的报纸上黑乎乎的，上面还沾了一些灰尘和蜘蛛网。
外间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条长板凳——长板凳倒在地上；窗户跟前，摆放着一个煤炉——煤炉上斜放着一个水壶，水壶里面冒着热气，炉膛里火光暗淡。
煤炉旁边放着一张方凳子，方凳子上放着一个油壶——油壶没有盖子，油壶的旁边放着一个盐罐子，盐罐子里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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