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种放也是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也是很无奈,只见他笑着开口说道:“哎,皇上对于我的怀疑我能理解,毕竟我长时间镇守边界又手握兵权,阻挠辽军南下之路,如今这次我也是面临抉择,如果这次我惧怕这些东西,我种放又怎么可能成为区区男子汉,这次就算是辽军陷害我,我也要誓死守住长安城阻止辽军的侵略的野心。”
这个时候所有将士瞬间被带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大帅能够起到作用,这是对全军将士最好的激励,再加上自己如今国家的军力虽然在长安主动出击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成果却比以前大的多,在历史上的一句话叫做一将不成累死三军,将军的作用往往比一般士兵作用大的多。但是宋朝的将领种放也正是因为自己出身是文臣,所以皇帝对于猜忌没有那么重。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了控制政权的筹码,古今中外皆然,从这一点出发,皇帝本人是必须要掌握军队的,不然皇帝就不是他当了,分分钟成傀儡甚至灭族。
矛盾的地方在于,整个国家的军队很多啊,且分布在边疆重镇,皇帝一个人怎么统领?这就像官府一样,皇帝当然想自己统御万民,可是做不到,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官僚制度,经过逐级官吏传达,施行自己的意志。
军队也一样,皇帝要想掌控全国军队,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军队系统,由元帅、各级将领往下推,最后到士兵。而造反,就是某个将领不听皇帝的了,带着底下人反抗皇帝。
造反,其实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弊端,因为皇帝掌控军队是间接的,皇帝掌控将领,将领掌控士兵,皇帝是通过掌控将领然后再掌控士兵,士兵是不一定效忠皇帝的!
士兵不一定效忠皇帝的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士兵不少志愿兵,而是义务兵,他们不是自愿来为皇帝抛头颅洒热血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拉来的,当兵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一个职业。
皇帝又远在京城,绝大部分士兵是没见过皇帝的,而将领近在眼前,再加上军事作战所需的士兵服从将领(这是必须的,军队内部必须保证将领的权威,不然打仗的时候将是一盘散沙),皇帝对士兵的管控力自然比将领弱。
这一点,皇帝也是看得到的,为了防止将领造反,他们相出了种种方法,总的来说就两大类,一个是分离将领和士兵,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另一个则是把握住粮饷。
第一个方法很有操作难度,如果玩得不够,将领跟士兵打成一片,等于没玩;如果玩得过火了,比如统兵权与练兵权分离,这个将领练好的兵交给另一个将领去带,将领跟士兵大眼瞪小眼,对皇权的威胁是小了,可同样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毕竟哪个士兵会甘愿把命交给陌生的将领,打起仗来,心里总是怀疑将领的指挥,而将领对士兵不熟悉,调度起来也很麻烦。
运用这种方法的很多,比如虎符、监军等等制度,都是为了防范造反。
第二个方法就是夺取将领发粮饷的权力,粮饷这东西,都是来自于民间赋税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问题是这羊毛谁来割呢?是中央统一割好了发到士兵手上呢?还是将领自己隔了发?
在中央强势、财政充裕的时候,打死都不会把割羊毛的权力交给将领的,将领给士兵发粮饷,士兵感恩戴德,眼里就只剩下将领了,哪还有朝廷和皇帝?
但在少数情况下,中央又不得不将适当的财权交给武将,让将领就近征集粮饷无疑可以给朝廷省去大笔人工和运输费用,军队获得补给也更及时,打仗打得更有劲了,在财政不充裕的时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下放财权是一把双刃剑,武将统军与财政权合一,虽然可以增加军队灵活性,增强战斗力,但也会大大增加武将造反的概率,没有钱,武将造反就没有底气,有了钱,什么不敢?
历数那些比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乱,那就是因为中央下放了财权,军饷是将领发的,士兵对将领非常拥护,这才敢造反,不然像钟会,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给干掉了。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的军队政变(多的数不过来),推行了一场全面的弱军行动,什么以文治武、财权分离、下属限制等等,彻底灭了将领反叛的苗头,之后的朝代沿而用之,并进行改进,所以宋朝以后,武将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哗变,如苗刘兵变。
从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这期间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政权更迭,一个又一个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世道之混乱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是惊人的。
支撑这种毁灭性的混乱背后,是武人集团权力的极度膨胀。
而身为武人权力集团中的一员、又经历过这种混乱的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心要终结掉这种混乱。
实际上,赵匡胤对武人集团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武人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军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将班底成功夺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面,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团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正如他与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使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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