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石敬瑭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了大量情报，所有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范延光谋反。
范延光诛杀秘琼，一方面是贪其财货，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杀人灭口。
在诛杀秘琼后，范延光召集了境内诸州刺史来魏州总部开会，传达了脱离中央的会议精神，并且加紧招兵买马、修葺城池。
石敬瑭为此忧心忡忡，找来桑维翰商议对策。
桑维翰指出：河东李克用与汴州朱温拉锯对抗几十年，更加印证了“得魏博者得天下”的说法，庄宗、明宗均是先“入魏”，再“入汴”，最后才“入洛”。魏博倘若萌生异志，必须予以果断而严厉的打压，不管财政多么吃紧、形势多么困难，千万不能犹豫。
石敬瑭深以为然，那么该如何应对呢？
在天福二年（937），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正中心画了一个圈。
“汴州！”
桑维翰指出：汴州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交汇，是全国物资中转站，接通便利、物资丰富，且距魏州仅有三百里。如果魏州搞事情，那么从汴州出发的大军，顷刻之间就可抵达城下，让魏州措手不及。
迁都汴州。这就是桑维翰给石敬瑭出的主意。
于是，石敬瑭在3月下达诏书，大意是说用以运输的舟车在战乱中受损严重，给本就紧张的运力带来了更繁重的压力，往首都洛阳馈运粮草物资，实在是劳民伤财，朕体恤民情，且“养士抚民，必从其宜便”，那么哪里“宜便”呢？汴州呀，这里是物资集散地，原本就是将物资集中于此，再转运到洛阳，那么干脆，朕就迁都汴州了。
“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皇上拖家带口，又来汴州蹭饭了。
为了演得逼真，避免刺激范延光，石敬瑭还有模有样地紧接着下了第二道诏书：沿途州府都听着，凡是境内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庙、名臣祠墓的，地方上的一把手们必须携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十里之外跪迎，等朕来了，用盛大的祭祀仪式来祭告祈祷。
也许这又会被某些人解读成石敬瑭讲究排场，追求奢华。
一般情况下，在帝王本纪中，即便遇到这种皇帝的大型出游，也多会记载说某某皇帝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地方官员不要铺张，不要惊扰百姓，不要惊动地面……唯独这次，石敬瑭以诏书的形式明确了自己要招摇过市，要前呼后拥，要远接高迎，要走走停停。
其真实原因就是演戏给范延光看，尽可能地让范延光相信这只是一次蹭饭、旅游，绝对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绝不针对第三方。
前文也埋了伏笔，某度等资料指责石敬瑭嫌弃洛阳宫殿破败，就迁都到汴州，追求奢靡享受，纸醉金迷。石敬瑭迁都汴州的真实目的其实是针对范延光，为接下来的平定魏博做准备。
为了进一步安抚范延光，石敬瑭封范延光为临清郡王，加食邑三千户。
负责去魏州宣读封赏诏书的使者回来，如实奏闻魏州见闻：范延光即将造反！
与此同时，滑州义成军节度使符彦饶飞书驰奏：据可靠消息，范延光已经派大军进驻黎阳，将要有所动作，请求中央派军支援！
消息的来源是从魏博叛逃来的魏博士卒。
石敬瑭先派特使去魏州调查情况、问罪；把范延光留在中央的人质——儿子范守图控制起来；派使节给滑州符彦饶送去一对信箭；派大将杨光远、张从宾率军一万，进驻滑州协防。
迁都汴州的优势突显，中央朝廷反应迅速，应对有方，毕竟已经做好充足的应急预案了。
反观范延光这边，就有些被动和仓促了。说来也矛盾，范延光久蓄不臣之心，却并非“蓄谋已久”。
范延光想当造反，想穿一回龙袍，这是他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粗枝大叶地制定了一个模糊的计划，那就是先团结周围——尤其是河朔地区的邻居，寻求更可能多的帮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显然，他不会找到任何盟友的。不仅是秘琼，但凡智商正常的藩镇都不可能支持他。同样是当藩镇，我们为什么要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拥护范延光而反对石敬瑭呢？反正都是当臣子，给谁当臣子不一样呀。
无论是赵延寿还是其他谋反的将领，都很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必须依靠契丹的力量，即便不能得到契丹的大力拥护，也起码不能受到契丹的坚决反对。
范延光派人到契丹寻求支持，遭到了拒绝。
首先，这就要归功于桑维翰等“亲辽派”大臣的筹划了，石敬瑭初登大宝，向桑维翰请教时政。桑维翰给他指出了内政外交上的两大核心思路：对内，要宽厚仁慈，忘掉过去的仇恨，以德报怨，以安抚地方；对外，则要毕恭毕敬地“以父事契丹”，态度要谦卑，礼物要厚重。同时劝课农桑，爱惜民力，使百姓恢复生产经营，几年之后，中原必然强大。
石敬瑭也确实以此为指导纲领，如上文所述，对内宽大仁厚，对外装孙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也正因石敬瑭毕恭毕敬地尊礼自己的契丹爸爸，使得契丹对这位代理人非常满意，没有更换代理人的意愿，也就不会支持包括范延光在内的任何反对派。
其次，契丹也需要消化胜利果实，比如“幽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当时并不在石敬瑭的控制下，而是在后唐朝廷（包括赵德钧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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