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石敬瑭与契丹会师,一起包围了晋安寨,在晋安寨之南设置了一个东西长达一百多里、南北纵深五十多里的警戒区,设置层层路障,拉有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铃铛,巡逻兵牵着军犬巡逻……把晋安寨围得水泄不通。
此时的晋安寨中,张敬达等人的部队还存有五万多人,一万多战马。
在包围完成的最后一刻,张敬达派人秘密潜出,向中央奏报了太原城之败,以及被反包围在晋安寨的紧急军情,请求中央速速派军支援。这是张敬达与中央的最后一次联系,此后,晋安寨便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直至张敬达壮烈殉国。
收到这份重要情报后,李从珂才调兵遣将,派出多路援军,其中就包括范延光、赵德钧。前文有叙,在军事方面,李从珂的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一边支援晋安寨,一边去封堵契丹的后路。
而在看到李从珂的动作之后,耶律德光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把指挥部向南转移,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而当契丹军队走过石会关(太原南面的重要关卡)的时候,还是看不到后唐的一兵一卒。
因为按照李从珂的调度,后唐的援军主要分三路:
耀州防御使潘环负责集结西部的各路军队,从今天的陕西北部由西向东,从西面支援晋安寨;
魏博节度使范延光从魏州出发,由东向西横穿太行山,从东面支援晋安寨;
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从幽州向西,负责切断契丹军退路。
另派符彦饶率领禁军进驻河阳,在黄河边构筑洛阳的第一道防线,随后又把他派往潞州,作为支援晋安寨的机动力量,由亲信刘延朗做监军。
然而这支禁军仰仗凤翔拥立之功,骄横难制,根本不听符彦饶的号令,符彦饶也怕激起兵变而不敢以军法行事,处处委曲求全。可想而知,这支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了。
赵德钧不仅没有去切断契丹的后路,反而南下吞并友军,使得范延光也不敢擅离驻地,可以说赵德钧以一己之力,帮契丹拖住了三分之二的后唐援军。
剩下的那三分之一呢?
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人刘景岩,曾经做过坊州(今陕西省黄陵县)刺史,有一定的社会人脉和财富,性格豪爽,喜欢结交各路英雄豪杰,总之,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带头大哥。
当时延州彰武军节度使杨汉章奉命征集马匹和“义军”,支援河东战事。刘景岩就趁机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趁杨汉章检阅部队时,发动兵变,将其诛杀,随后拥护刘景岩做彰武军留后,上表朝廷。李从珂只能答应。
刘景岩的延州兵变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负责西路援军的潘环,根本没有按时足量地投入战场。
这就是契丹人在石会关外看不到后唐援军的原因。
事实上,河东战争到这一刻,才真正进入到相持阶段。这种相持体现为“大圈套小圈”:
小圈是晋安寨,张敬达、杨光远被围在晋安寨,攻不足而守有余,五万人、一万马,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大圈是整个河东地区,契丹与石敬瑭联军部署在以太原为中心的河东战场,赵德钧、范延光统领大军在外围观望。
实际上,在赵德钧观望的同时,契丹人也在观望。即便是已经在军事上对石敬瑭予以了大力援助,但契丹人还是做好了“西贡铁拳”的准备。
虽然耶律德光把前沿阵地推进到了太原以南,但其辎重及老弱均留在太原以北的虎北口,而且每天都在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每当太阳偏西,全军紧急收拾行囊包裹,一旦后唐援军进攻,他们立刻拔营起寨,毫不犹豫地撤退。
不仅仅是“准备”。当潘环带着西路援军出现在西面的隰州时,那里的契丹军队立刻选择后撤;而在看到赵德钧的大军穿过太行山后,契丹军队的防线也随之向后收缩。
连石敬瑭自己都承认,他与契丹“本无结好”,之前的关系一直很冷淡。契丹人凭什么为石敬瑭卖命呢?
有意思的是,真正与契丹人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是幽州赵德钧。在《辽史》的记载中,赵德钧多次向契丹进贡时令水果,而耶律德光亦有“诏赐赵德钧”的记载。
这就与前文节点取得呼应,石敬瑭、赵德钧的使节均抵达契丹,都向契丹提出援助请求。
综合多方史料分析及逻辑推理,石敬瑭最终提出“卖国三大条”,使契丹册封其为中原之主,并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由赵莹、桑维翰一次性敲定的,而是通过比较漫长的外交谈判,一番相互试探(甚至是三方试探)的讨价还价之后,才最终敲定的。而这谈判的期间,就是这段诡异的僵持对峙。
契丹人并没有完全拒绝赵德钧,也没有诚心对待石敬瑭,契丹人尚在河东项目与幽州项目之间游移不定。
赵德钧率领主力部队,就驻扎在距离晋安寨仅仅一百里的地方,而契丹人也做好了随时抛弃石敬瑭、撤军北返的准备,然而赵德钧就是不肯发动攻击。
这就是李从珂在河东战场上的机会,主动权却在赵德钧手中。
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假设:赵德钧向北挺进,契丹人北返,晋安寨的张敬达与赵德钧里应外合,石敬瑭孤掌难鸣……石敬瑭兵败身死,赵德钧兼并河东,至此,黄河以北的全部土地都控制在赵德钧手中,下一步,赵德钧要么与李从珂谈判,划黄河而治,要么与契丹人谈判,在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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