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契丹建国，韩延徽居功至伟。
当时，很多汉人为躲避战乱而逃到草原，被契丹收留。但是中原人普遍有着根深蒂固的乡土情怀，无时不刻都在思念故乡，加之气候环境、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等客观因素，导致塞外汉人经常逃归。连韩延徽都要开小差。
汉人的逃归虽然不能上升为政治问题，却也是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生产力流失，对契丹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而耶律阿保机对此却是束手无策。
述律平提醒他，中原汉人问题当然要咨询资深中原顾问韩延徽啊。耶律阿保机茅塞顿开，立即找韩延徽商议对策。
韩延徽没有辜负契丹人的信任，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胡汉分治”。
即以契丹法约束契丹人，而以汉人之法管理汉人。
于是，在契丹统治区，同时存在两套管理体系。以契丹为主体的游牧民继续遵循游牧法则，汉人则保持中原礼法。契丹在政治上设置“两院制”，南面官（中原农耕系统）、北面官（游牧系统），双卡双待。
这样一来，契丹民族可以保留草原文明的勇猛彪悍，血性善战，不至于过早地因被汉化而迷失自我，同时又可以充分利用中原文化的先进生产力。胡汉分治，兼具其利。
在契丹的征服扩张中，契丹人很注重对劳动力的掠夺，“人口”是其重点掠夺的战略资源。例如在对室韦、党项的作战中，就大量俘虏对方人口，然后将其迁入契丹腹地，分散编入户籍，使之成为“契丹人”，然后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兴建城池、街道，再把汉人迁入，用以填充。
为了消除汉人的思乡之情，防止叛逃，契丹人在新建城池的时候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会尽量1：1还原中原的某个郡县，街道、村落的名称也一并沿用，等于是山寨了中原的某个州县、村落，然后再把原籍是这些地方的汉人迁入这个山寨版“故乡”。
如此一来，这些汉人听到的全是乡音，看到的全是“故土”，思乡之情也就最大化的减小，极大降低了汉人的逃归率。
这是人类共有的智慧。例如约克郡的老乡们移民到北美新大陆，就取名为“新约克”（纽约，ney）；奥尔良老乡们的“新奥尔良”。
除了为新移民山寨故乡之外，韩延徽还制定了一个大福利：政府帮你脱单。史籍记载：“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小伙子们，政府帮你介绍老婆，解决婚姻问题；再教你开荒种地，解决就业问题；轻徭薄赋，最大化提升幸福指数……还等什么，快来塞外安家吧！
中原地区的长期动荡与塞外契丹招贤纳士的联合作用之下，中原汉人大量涌入草原，“闯关东”成为了潮流。
按照历史规律，中原王朝（唐）衰微，逐渐失去对北方草原的控制，游牧民族（契丹）趁机完成资源整合，接下来就要南侵了。
史书在描写刘仁恭的时候，说刘仁恭翻越摘星岭奇袭契丹主力，又不讲武德地摆下“牛酒之会”骗擒契丹王子，还放火烧牧草，导致契丹不敢南侵。我们前文分析过，这种主流说法太过于自我，片面强调中原文明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契丹自身因素。契丹在刘仁恭时期不南侵的真正原因，是忙于整合塞外资源，无暇南顾。
一直到了如今的李存勖时期（幽州地区归属），契丹虽偶有小动作，也仅仅是局限于小规模剽掠，只伤毛发，未触及筋骨。
对此，很大一部分人士给出的解释是河东政权为了与朱温集团争雄而厚结契丹，例如李克用先后两次与耶律阿保机结拜为异姓兄弟，李存勖上台后，也以叔父礼待耶律阿保机、以婶娘礼待述律平。
显然，这同样是忽略了契丹自身的发展。契丹尚未完成北方的资源整合，这才是不南侵的根源。
契丹的战略是先易后难、先北后南。
让耶律阿保机制定这个战略的，是基于三大主要因素：
一，实力对比。
刘仁恭、李存勖，虽然只是中原王朝众多藩镇军阀中的一分子，但他们的综合实力照样碾压草原上尚未完成内部统一的其他游牧民族，比如室韦、铁勒等。攻打其他游牧民族远比攻打刘仁恭、李存勖的胜算要高。
二，时间。
各游牧民族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各部落、各氏族之间既呈总体统一性，又兼具个体独立性，如契丹八部、铁勒九姓。除非出现一位强人，将本民族凝聚，否则，该民族就是一盘散沙，和平时互相剽掠，战时也是各自为战，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所以自古以来，谁先完成本民族的统一，谁就会成为草原之主。耶律阿保机率先完成了契丹的统一，所以他必须赶在其他民族完成统一之前将其吞并。
三，文化。
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有着近乎相同的生存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方面基本大同小异，同化的阻力微乎其微。
而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简直就是两套风格迥异、相对独立的系统，两种科技树，几乎不存在任何兼容性。并且中原文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以天朝上国自居，对游牧文明的不屑和鄙视深入骨髓，斥之为蛮夷戎狄、杂胡、胡虏，将来自游牧文明的统治视为最大的耻辱，反抗情绪异常高涨。
即便游牧民族强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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