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刘世让。据《新唐》本传:
高祖入长安,以湋川归,授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
《旧唐》大致相同,只是没说二万人。
刘世让算是兵力最强的了。萧瑀、窦璡作为小郡太守充其量只有几千兵。从武德七月之败所说,“八总兵皆败”可看出,陇西方面当是凡总管都受李世民指挥。那么他们与窦轨都应是受李世民指挥。
另有那个李安远,高祖攻绛郡,与陈叔达一起被俘。后拜右翊卫统军武德元年授右武威大将军。从“右”字看,当是李世民部下。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在后来除刘世让外,萧瑀、窦轨、窦璡、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旧唐·刘文静传·李安远附传》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
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不光刘世让,姜謩、窦轨、都先后打了败仗。窦轨引还,刘世让为薛举虏。(见《通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打败仗,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新旧本纪均不提及。刘世让有兵二万,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
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击薛仁杲(《通鉴》为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薛举大惧,问其群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神话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天子”。而是称西秦霸王。《通鉴》考异承认,据《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十七日)辛卯,举称尊号。”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三月隋炀帝死,消息传到陇西,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还不是皇帝,哪么可能有询问“天子有降事乎?”?
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掩盖败迹,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唐高祖实录》,当事人都在,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其他记载,如《唐书·薛举传》,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唐高祖实录》李世民也看过。司马光不采纳《唐高祖实录》而采纳《举传》,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天子有降事乎?”的谎言倒推出来的。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高祖实录》日月明确,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合乎情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不但没有明确日期,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
《隋书·帝记》则称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末,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李世民)为元帅,击破之。”《隋书》号称魏征所撰,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而且从避讳“世”、“民”两字可见,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又将时间移到七月。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
姜謩、窦璡、刘世让之败,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刘世让败于扶风,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通鉴》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就算是该月底!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天子有降事乎?”还有能力大败窦轨、刘世让吗?刘世让有兵二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薛举能先大败窦轨,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这力量不算小了,薛举有必要问:“天子有降事乎?”吗?
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
《唐书·姜謩》称“轨轻敌,为举所败”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是不是这样且不论。既然窦轨是轻敌,那么就应该“重敌”了。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他会问“天子有降事乎?”吗?尤其是,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那不久以后——武德元年七月,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五六?还使京师骚动!
谎言终究是谎言,难免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至多只能想象,唐占领长安后,扶风成了唐与薛举抢占的战略要地。唐捷足先得。薛仁杲为快,先只带了少数兵来,见唐已先占据便退兵了。双方充其量只有些小接触。谁胜谁负很难说,更谈不上大胜与大败。薛仁杲回去后,就带大队人马前来争夺扶风。结果是刘世让等大败。《唐·纪》均避而不谈。太子、齐王芝麻大的事,有的还是捏造的,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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