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南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是这个人有才，哪怕不仁不孝，你们都尽管推荐给我，所以林南在处理德才关系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德才兼备固然最好，但最主要的还是唯才是举。
再这个前提的感召下，一大批人才聚集到了林南的周围，文有杜如晦，李靖，麻叔谋等，武有侯君集，徐世绩，罗成等。
这以后林南又提出了关于“廉与贪”的问题，林南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贪。
比如有些人爱占小便宜，当官的时候顺手牵羊牵些什么，但这些人的本质并没有那么坏，而且拿的东西也无关紧要，所以林南对于这样的人的态度就是罚俸。华夏古代总要讲究清正廉洁，比如朱元璋是最恨贪官的，甚至发明了扒皮填草这样的酷刑来惩治他们。结果呢？明朝的贪官却是所有朝代里最多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君子，也大多是伪君子，面上装着不拿，其实心里还是想拿的。
所以林南先是给官员提俸，使他们的俸禄达到除了可以养家之外还有些富余，然后面对小贪也只是罚俸，但对于大贪却也十分严厉，予以诛九族的大罪，就好比一只会抓老鼠又爱偷东西吃的猫，你没必要因猫偷了点东西你就一棒子打死他，因为它留着还是有的，至少能逮住老鼠。
但这些不代表林南就不注重法制，他曾亲自宣布：“天下律法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律法，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恐怕也只能是穿越过去的林南了。
律法制定出来后，林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律法的划一和稳定。在黄龙初年，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林南却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林南的苦心经营，黄龙初年法制情况出奇的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一个月之内竟然那只三个人被判了死刑。
另外华夏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华夏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林南下旨禁止歧视商人，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在林南政府的倡导下，大隋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成为当时世界商业最发达的天下，商业城市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杨州、益州，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洛阳和陪都长安则成为了世界性的大都会。
黄龙三年，也就是林南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大隋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天下，首都洛阳更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后世的大都市一样，隋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竟然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隋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隋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天下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
隋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华夏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华夏人为荣。不仅首都洛阳，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隋王朝成为了华夏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华夏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华夏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
此时的华夏人已经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天下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隋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华夏就象华夏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华夏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法兰西的侨民竟有不少在华夏担任官职的。
隋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夏学习先进文化，但唯一不接收的就是东瀛人，东瀛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连派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隋朝却概不接受，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东瀛民族更加没落了下去，几乎被高丽人踩在脚底下。
黄龙五年，林南下旨开凿大运河，不过他并不急功近利，征来的劳役也不多，开凿的进程也很缓慢，设想是先挖一条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再挖一条从洛阳到江苏清江约1000公里长的“通洛渠”，再开凿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同时再对邗沟进行了改造，这样，洛阳与杭州之间就会有一条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了。
光景荏苒，一晃几年过去……
“哥哥，在干什么。”此时，林南正在南书房看奏章，安阳颠颠的跑了进来，跟林南生活了这么久，她甚至把礼数都快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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