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的人会问到“道教以老庄为人生之指导，道法自然，淳朴不事礼节，不以俗事为务，我们作为道教徒，怎么能去从事俗务，而束缚自己的身心呢？我们崇尚自然，一切追求返璞归真，当然以住深山为最好了。”
其实这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礼教与自然的关系、二是避世与心隐的关系、三是和光同尘与淳朴固守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魏晋时期，就为世人所重视，并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后来都皈依于郭象的“内圣外王”之说。首先、礼教是形于外的规矩，这些并不影响我的内心，礼教与自然，礼教的出现也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两者是一不是二。
其次、祖师立教，怎么能没有一个法度，我们推崇老庄思想，但是老子曾为周朝柱下史，孔子曾问礼于老君，可见老君是非常知礼的，虽然《道德经》说“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如果我们能相安于无识无知之天，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既然民智已开，礼教已设，我们如果既不能做到清虚寡欲、又不能守礼，那岂非放肆？就像晋人教导出嫁的女儿一样“好事尚且不能做，何况坏事？”很多人，以道法自然为由，放荡自己的行为，以此为放达，都是违背祖师教训的？祖师立教，何尝不以礼教？
朝拜高真，有一定的仪范要遵守，而表文的格式更是严格按照礼制。所以礼制不但不违背道教精神，更使得道教丛林有了规范，而能长久，道士遵守礼制，才能赢得世人的尊重。子曰“不学礼，无以立。”
避世，就是逃避繁杂的俗世。我国著名的隐士陶渊明有首诗写的非常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岂因地气尔，心远地自偏。”因为心不近于尘俗，所以结庐人境，也没有车马的喧闹。所以重阳祖师说“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
其三、似乎道士和青灯黄卷，扫地煮茶联系在一起，是深山中隐士的样子。
讲个故事，有一回孔门的弟子叫子贡的，去寻找夫子，看见一个老翁抱着个壶在浇灌菜地，子贡告诉他说“老人家，你可以用水车啊？”
老翁摇摇头说“我哪里不知道有水车呢？但是这都是人心技巧所作，人如果用这些东西，会破坏自己内心的淳朴，我以此为耻，所以宁可抱着壶来灌园。”
说完，子贡脸刷一下全红了。似乎老翁的话语更符合道家精神，但是郭象却不认为，认为老翁是固守于一偏，而不能圆通无碍，道家之精神在于与时推移。素隐行怪，特意做些与常人不一样的事情，多是为了博得名声，这些都符合太上的教诲。标新立异，虽然容易招来名声，但是骂名也随之而来，大道只是一个平常、所以简易、不变。
神仙本是凡人做，能做好凡人，开心健康的过每一天，潇洒无挂，则几乎可矣。诸君若能明了“内圣外王”之义，则能明了人间道教之说。太上宝诰说“隐圣显凡”，说老君隐去其圣真的面目，而以凡人的形象出现，所以道家人士多深藏不露。过分的彰显自己，非太上弟子。
道教不仅追求逍遥出尘的仙真世界，同时饱含“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济世情怀，更为关怀现实人生的此岸世界。“重生贵生”的道教始终充溢着积极的生命意志和幸福的生活情调。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庄子通过虚拟叶公子
高向孔子的发问，引出了有关叶公子高奉命出使齐国的事。叶公子高面对虚伪的齐王，在完成君命的压力和忧惧下，陷入了在“人道之患”的身体刑罚和“阴阳之患”的心灵创伤之间挣扎的尴尬境地。
陆西星对此注曰，“若不能得其欢心，则事故不成，不成则使不称职，而人道之患将及其身。成则思虑烦劳，将使气郁而血不畅，故阴阳之患随之”。
所谓“人道之患”即是身体的负担，所谓“阴阳之患”即是心灵的创痛。换句话说，在这种纠结的生存处境下，叶公子高的身心都难免受到伤害。透过叶公子高的这种遭遇，庄子试图说明人在世事纷扰的社会中难以逃离的生存窘境。
对于叶公子高和今天当下人徘徊在“人道之患”、“阴阳之患”两者间的尴尬处境，庄子又借助孔子之口给出了以下解答：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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