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苏亦一直犹豫，要不要跟白槿她们揭秘定陵的发掘过程。
然后望着吴宗鳞渴望的眼神，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讲。
虽然，他现在的身份不是大学里面的助教，没有义务给几个比年纪还要大的人去科普历史，但作为一个历史长河的逆行者，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给这些年轻人普及一下正确的历史知识，而非人云亦云的论调。
比如，吴宗鳞这家伙，堂堂中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相信定陵的发掘存在超脱科学范围的灵异事件，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考古工作者的悲哀。
一个马上要投身考古专业的学生，都相信考古发掘过程中存在妖魔鬼怪的事情，就知道传言有多可怕了。
“其实定陵发掘的经过，在58年7月25号发行的《考古》期刊上面发表的《定陵试掘简报》里面就有详细的纪录，不过现在咱们在祖庙工作站里面，一时半会找不到这期《考古》杂志，所以大致跟你们讲一下经过吧。”
苏亦没吊吴宗鳞他们的胃口，直接开门见山。
这家伙却说，“苏队长，你可不能讲太深奥的东西，我们才大一，可比不得你这个北大研究生。所以，你待会讲故事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浅一点，你刚才跟黄馆长他们说的关于博物馆的学术观点，说实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这一次，轮不到周雅琴怼他，苏亦就说，“听不懂就多读书，这些都是在书里面。”
就差一点说这个家伙不学无术了。
所以，白槿周雅琴俩人忍不住噗嗤而笑。
吴宗鳞越发尴尬。
“中大的图书馆藏书相当的丰富，你们又是历史系的，以后会跟各种历史文献打交代，多读一些书有备无患，就算不记住，有一个大致印象，日后，需要查找资料的时候，都有一个方向，不至于一头雾水，毫无头绪。”
苏亦忍不住摇头，“你啊，就是有些疲懒，这点你就比不上向左岸，他虽然有性格有些偏激，但他身上有股狠劲。估计，他在学业上比你用功多了，不然，也不会说要超越我的话，估计你自己就没这信心，所以，如果真想有所作为的话，还是要多努力，嗯，跑题了，还是回归正题吧。”
“在说，定陵发掘经过之前，想跟你们讲一讲，国家为什么会有定陵的发掘计划吧，新中国成立之后，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各个方面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在文化事业方面也想要出成绩的，这样一来，相关的领导就有了发掘明十三陵的想法。这一切都源于政务院两位副总视察十三陵的时候，心血来潮提出能否发掘长陵在地下建立博物馆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时任首都副市长吴含的积极回应，所以55年10份的时候，吴含就联合另外四人给政务院递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第二天就递交到时任政务院习秘书长的办公室。这事太大，习秘书长做不了主，直接批转到主管文化事业的陈副总办公室，并呈报总理办公室。事情公开以后，考古系统内，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时任国家文物局的郑局长，他兼任中科院考古所的所长，连同主持考古所日常工作的副所长夏鼐先生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
吴宗鳞第一个问出自己的疑惑，“为啥反对啊？既然专家们都觉得发掘长陵重要了，郭老都参与提倡发掘了，为什么郑局长还有夏鼐先生会反对啊？”
白槿不问，但她肯定会有同样的疑惑。
周雅琴同样也是如此。
其实，就连以工农兵学员毕业的沈明都疑惑。
其实，就连曹子均都疑惑。
这里面很多缘由，说的不清不楚。
这年头信息获取的渠道有限，如果师长不刻意去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学生是很难获得自己想要的某些知识的。
远离首都广东，沈明跟曹子均俩人虽然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他们对某些信息的掌握，某种程度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夏鼐先生他们认为，现阶段的技术水平，还难于承担发掘皇陵这样巨大的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必须慎重。大家都知道中国田野发掘起于20年代，国内的发掘经验，并不算太丰富，早前只有仰韶文化遗址，北京猿人化石等经验。”
这个时候，沈明说话了，“不对吧，咱们国内除了仰韶，周口店，还有殷墟啊，还有半坡遗址呢。”
众人都跟着附和。
苏亦解释，“殷墟就不说了，发掘的主力是史语所，史语所李济等人都去对岸了，不少出土物搬运过去那边，对于殷墟的发掘经验是断档的。至于半坡，半坡遗址是石兴邦先生54年主持发掘的，一直到57还在持续，结果，55年就打算发掘长陵了，当时，考古所人手就极其有限，这也是为什么让白万玉先生当副队长的原因。”
沈明又问，“考古所不至于缺人到这个地步吗？而且以白老的资格，在定陵发掘队当副队长，大材小用了吧？”
苏亦摇头，“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人员极其匮乏。尤其是年轻一代。就必须要培养属于自己考古力量。而，石兴邦先生就是50年进入考古所的新人、同一批新人，差不多还有跟他一起去辉县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
说着，苏亦顺便跟白槿他们说，“既然你们下个学期要分到考古专业，那么就顺便跟你说说，当年辉县考古的事情吧。1950年10月-1952年，考古所在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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