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皇帝得以在金兵的追击下，平安抵达杭州，谁的功劳最大?
是最先向扬州城通风报信的泗州守将阎瑾？
是把淮河的浮桥烧掉，给扬州城多争取几天逃亡时间的江淮发运副使吕源？
是在瓜州渡口，凭借一千多残兵打退几百jing锐金兵的安义？
又或者是屡屡代替高宗断后，帮助皇帝收拾残局的新任宰相朱胜非？
以上，可能都是民间的选项；但在高宗皇帝身边的那帮内侍太监们，却认为他们的功劳才是最大的，尤其是高宗最宠信的两人---康履和蓝硅。
当然，这两个人也有值得他们自傲的经历。
康履和蓝硅起初是康王府的都监，入内东头供奉官。靖康年间，曾跟随赵构出使金营，与主子共过患难；当赵构在相州开大元帅府的时候，两人在元帅府内担任机宜文字（机要秘书），并藉此成为元帅府的要人；之后随着赵构的一朝得道，这两人也跟着鸡犬升天了。
这次扬州之难，高宗皇帝仓皇出逃，身边只有康履和蓝硅等五六人，这更加增添了他们的政治资本：
---这可是在危难之时的护驾大功，还有什么功劳能够以之相比？
所以，这些宫廷内侍太监们，恃宠生娇、意气风发，视天下人如无物。
.......
当皇帝的车队离开镇江，来到吴江，刚刚脱离危险的时候。康履就和他的一群属下。拿弓箭she江边的鸭子玩。
御林军的士兵们一看。气得七窍生烟。
这帮阉人，王渊把船调拨给你们搬运家财，却害得我们的家属无法渡江，至今生死未明，现在你们倒是快活。
到了杭州以后，高宗皇帝又下罪己诏，又大赦天下，忙的不亦乐乎。而这帮内侍太监们同样也在找乐子。这次他们目标是：去钱塘江观chao。
但问题出来了，这些内侍太监们的身子个个都是冰清玉洁，身骄肉贵，只是高宗皇帝一人才有资格去抚摸和欣赏，怎么能够给杭州那些凡夫俗子的庸俗目光所亵渎和沾污？
于是乎，这些高贵的内侍太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下令在经过的长街上用布帛围成甬道，挡住杭州那些凡夫俗子们的视线，让他们安静地出发，保持身体和内心的干净贞洁。
结果是，钱塘江畔。到处是太监们的供篷和布帘遮道。
内侍太监的胡作非为，没人敢管。也无从申诉。人们只能在旁边咬牙切齿，恶言咒骂。
在众多的咒骂者当中，就包括了御林军的统领大人苗傅。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中有以下的记载：
帝在维扬，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颇用事，妄作威福，诸将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吴江，左右宦者以hao，中官供帐，赫然遮道。傅等切齿曰：“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
.......
骂归骂，没有切身的利益冲突，这些正义的御林军战士，还是把这口气给咽了下去，没有发作。
这些太监毕竟是皇帝的贴身近臣，动他们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没有想到，这些内侍太监并没有收敛，而是顺着他们的脾xing，又接着做了一件事情，一件跟御林军关系巨大的事情。
这些太监让高宗皇帝把王渊升官加薪。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中记载道：向德军节度使、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仍兼都统制。
这一下可是出了大乱子了。
赵宋家朝廷一向的规矩都是兵权三分，相互牵制。
具体说来，就是先由枢密院下达军令，然后由三司衙门组织兵力，最后由皇帝指派的将领率兵出战。
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无论缺少其中哪一个部分，都难以出兵作战。
这种对兵权的多部门管理方法，主要是针对五代六国时期，手握重兵的武将屡屡反叛的现象。这可是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绞尽脑汁，与宰相赵普商量了很久，才想出来的办法。
而高宗皇帝的这个任命，让王渊可以用枢密院事的身份签发军令，然后以节度使、或御营使司的身份组织兵力，再以御营都统制的身份带兵出战。
也就是说，王渊一个人就可以打通所有的环节，不受任何的节制，随时随地可以带兵出战。
这就意味着，王渊掌握着在宋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上兵权。
这个任命诏书一出，御营统制官苗傅首先表示不服。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中记载道：俄闻渊入右府，傅、正彦以为由宦者所荐，愈不平，
这个苗傅是谁，怎敢以区区御营统制官的身份来反自己的老大？
翻查档案资料，这个苗傅的父亲是都指挥使苗履，爷爷是河州节度使苗授，难怪《续资治通鉴》中说他是“世将有劳”了，原来是个官三代。
再看看王渊的履历：王渊出身西北军，和张叔夜一样，靠战功一步一步升迁上来的，先后在宣抚都统制刘延庆和北宣抚使范讷统的手下当先锋官，是个平民出身的高级将领。
在《宋史。王渊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康王即皇帝位，渊与杨惟忠、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群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始置御营司，以渊为都统制，扈从累月不释甲。”
也就是说，当高宗皇帝刚刚登位的时候，王渊与杨惟忠、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苗傅等人前来投靠。一开始的时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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