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廷高在办公室给副秘书长梅江和规建局马局长分别打了手机，叮嘱他们，搬迁瑞晶公司的事，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抓紧处理。该坚持的原则也不能动摇。
谷安市有一条规定，所有领导干部，不论正副职，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不准关机。哪怕是凌晨一二点钟接到电话，该办的事情也要立刻办好。谁的电话打不通，唯谁是问。
打完电话，他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让纷杂的心绪安宁下来。
不知怎么，从与台商林光祖的纠纠葛葛，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经历的许多往事。
许廷高出生于锺州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亲用日夜踩缝纫机赚来的钱，含辛茹苦地供他读书。所以，他深知任何一点成果都来之不易。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建筑学院，攻读规划设计专业，在学校里就入了党。凭他的条件，毕业以后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果断地要求回家乡工作。
家乡锺州是一个农业县，很小，也穷，靠稻杆子过日子，多年来发展迟缓，几乎谈不上什么城市建设。他被派到县建筑公司当技术员，画画图纸，打打杂。如果工地上人手紧缺，甚至还会去搬砖头，递泥桶。就这样干了四五年，才被调到建筑设计室，做一些跟专业有关的事情。
与他同时分配到县城的大学生，几乎都进了政府机关。但，每当机会女神青睐，莫名的干扰也伴随而至。在大学入党前，他曾向党组织坦诚地报告社会关系，说有一个叔叔至今仍在台湾，尽管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能隐瞒的。为此，他被党组织多考验了几个月。好在他勤奋学习，又热心公益活动，各方面评价都不错，入党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然而，许廷高的头脑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得那个台湾的叔叔，始终是政治前途的极大障碍，哪怕他从入党的第一天起，一直对党组织保持绝对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过。
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保守的锺州县城，终于也感觉到改革开放的热风从南方吹来了。领导们都想放开手脚，组织人马大干一番，像他这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顿时显得很紧缺。然而，许廷高依然迟迟不被重用。原因说简单也不简单，他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定为“内控分子”。允许他干事，却不能干大事。许廷高再木知木觉，也不会什么都体会不到，这让他心情很郁闷。
更让他郁闷的，是六十六岁的母亲，在本该享清福的年龄，突然发现患了rǔ_fáng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许廷高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医治，都无法奏效。给母亲办完丧事，许廷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场，心里愈加觉得难言的空虚。
是的，他的社会关系很清楚，偏偏有一个叔叔在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就是国民党的代名词，必须永远处于敌对的立场。直到好几年以后，许廷高才弄明白，他的叔叔跟国民党根本不是一码事。解放前，叔叔因为失业，急于寻找饭碗，经人介绍，考进了国民党军队办在南京的一所汽车学校，当了一个小小的驾驶兵。谁知道，几个月后，因为解放军势如破竹，直向南京逼近，根本就没弄清楚什么，他就跟随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上了轮船，驶往台湾岛——这是1949年，也就是台商们常常说的民国38年的事。从此以后，叔叔与大陆的家人天各一方，音讯不通。直到今天仍然不知是死是活。
许廷高从来没见过在台湾的叔叔，只听父亲讲起，他们兄弟几个常常一起疯玩，有一次去湖里游泳，要不是叔叔水性好，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才没有淹死。叔叔吃了几口鼻酸，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除此以外，父亲再也不提有关叔叔的片言只语。特别是在文革烽烟四起，人人自危时，更是噤若寒蝉。
在他心目中的叔叔，只是一个极其的模糊印象，说不上好还是坏，然而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他的命运，难以摆脱，让他心里常常有些怨恨，却又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许廷高可不能因为是“内控分子”而不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显然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秉赋，他兢兢业业，勤恳踏实，什么事情到他手里，没有完不成的。即使连续几天加班加点，也不会有任何怨言。加上是科班出身，专业水平也比一般人高。
终于，他脱颖而出，被调到规划建设局，先是当科员，副科长，科长，随即升任副局长。
许廷高知道自己的岗位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
记得有一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找上门来，自我介绍说是台湾的退伍老兵。因为谷安很适合居住，便拿出多年的积蓄，前来购买了一套住房。他觉得在这儿安度晚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再也不想回台湾去了。他诚恳地说：
“我孤身一人，没有妻小，没有实业，也没有牵挂，住在谷安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唯一的缺憾，就是过三个月就要去公安局，在台胞证上签章一次。我在大陆居住满一年时间，就必须回台湾一次，否则不给我签章。我年纪大了，不像年轻人那么精力充沛，跑一趟公安局已经感到累了，回一次台湾更是感到疲劳……”
许廷高替他与公安局联系，希望能够减少签章的次数，能否允许他不回台湾去，长期定居在谷安？
公安局的答复很婉转，说这样做是上级部门规定的，谁也无权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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