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汴梁城外，三万种家君与五千女真铁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女真铁骑主动退去。
这场战役规模很小，不论是从参战人数，还是在战斗的时间，还是在阵亡的人数上，都不起波澜，很是平常。毕竟，大宋建国以来，不论是北伐北汉，还是北伐契丹，还是激战西夏，还是平灭方腊，或是收回辽东暗，那次不是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四五十万的大对决。
三万多的战斗，只能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战斗。
即便是，当初宋军守卫黄河，也是触动了十万兵马，防御金军渡江。
而自从金军南侵以来，可以说每次战斗都在十万人以上，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战绩越来越来越惨淡。最可悲的是，在汴梁城内有着二十万大军，武器充足，赏银众多，可是却好似老鼠一般，龟缩在高大的城池内不敢出击。反而是被金军连续攻城好几次，几次差些城门失守。
自从金军南侵以来，没有取得一次大捷，反而是一次比一次败得惨烈。城池失守的速度，一次比一次快。有时，仅仅是五百金军骑兵，就可以攻陷十万人口的大城池。
屡屡战败，影响着朝局的变化，影响着国人的抗战心态，下到百姓，上到皇帝，都是弥漫着失望，还有恐惧。昔日不屑一顾的蛮夷，变成了洪水猛兽，不用战，就让人心生畏惧。
战斗到了这一刻，宋军已经战败了。
这是官家、士大夫、百姓的共同看法，议和是必然的，宋朝将要签订一个比澶渊之盟更加苛刻的条约。
即便是最为刚硬，最为抗金的李纲大人也这样认为。
抗金派和议和派的区别也仅仅在，抗金派想要签订“缩减版的澶渊之盟”，而议和派想要签订“超级版的澶渊之盟”。李纲一心要当名相寇准，而议和派则是一心要当司马光，而宋钦宗则是一心要当宋真宗，再次上演澶渊之盟的逆袭。
当年，名相寇准，击退了辽军后，签订了和约时，也不是给辽国大量岁币吗！只要不割让河北山西土地，损失些岁币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名相司马光，不照样是将神宗皇帝辛苦打下的米脂四城割让给西夏吗！反正不是第一次，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米脂四城，到黄河三镇，也仅仅是两个字的区别而已。
宋钦宗期望，再次上演先祖真宗皇帝的运气，以岁币，让金军退去。
在宋朝高层，一直认定的是议和是必然的，只有议和才能退军，既然不退敌人，只有金钱贿赂敌人离去。区别则是贿赂的本钱，到底有多大，底线在何处。李纲为首的抗金派的主张最为激进，也最为空想，最不符合现实；而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的主张，最为无耻，最为无底线，也最为现实；而宋钦宗则是举棋不定，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心思矛盾而纠结。
只有那些太学生们，则是齐声喊着口号，坚定的说绝不签订城下之，甚至说着宁可屠城也不签约。完全不顾及，双方彼此的实力对比，也不在乎具体的战场情况。反正割地是割让官家的地，赔钱是赔官家的钱，和亲是要官家的女人，即便外面死上几十万士兵，照样是眠花宿柳，红袖添香，管我何事，但是反正就是不准签订城下之盟。
宋朝不杀士大夫，太学生自然可以随意谩骂，随意清谈，这也是赚取政治资本的最佳机会。
科举取士，本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金榜题名的还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名落孙山。靠着读书路仕，几乎是走着蜀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唯有剑走偏锋，才能搏杀出一条康庄大道。
骂蔡京可以赚取名声，骂童贯也可以赚取名声，反对城下之盟，显示读书人刚正不二的骨气，也是赚取名声的手段。只要名声有了，仕途之路会容易很多。反正他们不是国家官吏，不需要顾忌一切，只需要展开嘴巴说话就可以了，说错了也不必负责。
而骨子里，这些太学生们也认为打不过，议和在情理之中。当年，打不过辽国，议和了；后来打不过西夏，又议和了。若不是狄青平灭了侬至高，说不定又议和了。现在金军打到了汴梁，虽然签订城下之盟，有些丢人，可是最后还是要议和的。议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在这种矛盾心态之下，太学生一边骂着奸臣，大喊着坚决不签订城下之盟，一边转移着家产，试图跑路。
汴梁上下没有人会认为，可以打败金军，即便是那些勤王之师来了也不行。勤王之师来了，只不过是有利于减少和约中，一些苛刻条款而已。
在这种情形之下，战斗爆发了，增援而来的西军与金军剧烈的碰撞起来，喊杀声震天，战鼓隆隆，杀气冲销。即便是隔着几十里地，也是清晰可见。汴梁城内的百姓在惶恐中，见证人这场厮杀。虽然隔的距离很远，看不出胜负，可是每人心神纠结了起来。
而在城内，那些官军也是心神震荡，又是兴奋，又是恐惧。希望参加到这场战斗中，与金贼战斗，可是又恐惧于金军的战力。
而城内的官员也立时间心思各异。
“有勤王之师到了，在几十里之外，遭到人金军的阻击！”当李纲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刻兴奋了起来。他是书生，从来没有指挥过大军作战，可以说指挥经验为零。可是这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赶鸭子上架。
那些禁军的将领，不是衙内出生，就是靠着祖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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