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赵思銭都宽宏大量的处理了，这也是为了给那些还在摇摆的士族们看，只要跟着宋朝的政策走，那么朝廷也不会拿你的财产和生命开玩笑，但若是你现在不站出来自首的话，那么未来若是被税警或者是举报者说出来的话，那么这一切可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要罚钱，还要面临牢狱之灾，对于他们来说，钱或许不是问题，可牢狱之灾可就不同了。
宋朝并没有保释系统，其主要原因便是害怕造成司法上的贫富差距，富人可以交赎金离开，而穷人则只能待在看守所中，等待法官的审判，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不能因为有钱而可以保释，虽然在宋朝，士族的法律和平民的法律完全不同，但这是明文规定写出来的，这不是潜规则，也是全民的共识，虽然现代人会认为这不公平，但这不公平是写在纸面上，由全民所认可的，既然如此，你就不能说它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时代最为公正的决定，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起码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就是如此。
所以无论是平民还是士族，如果判定了刑期之后是无法保释的，无论交多少的钱，都必须坐牢，唯一能够减刑的方法要么就是立功，要么就是在监牢之中干活做得好，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减刑办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司法的公平，不然富人无论犯什么错，他也可以自行保释，这也就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富人当然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权，比如说受害人自己不想告的话，那么法院自然也不会审判，在宋朝，对于许多案件采取的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这种事其实在现代也有，但适用范围已经很少了，比如说男人骚扰女人，如果你不去报警，警察自然不会来管，但在古代，这一条的适用范围也就更加广阔了，比如说杀人，一个富人杀死了穷人，这放在现代，是必然会上法庭的，并不是不告就行的，警察局会强制将凶手绳之以法，送往法庭，最多就是给钱可以减刑，但万万不可能无罪释放。
就像发生在日本的江歌事件一样，男方的父母希望可以通过给钱的方式让江歌的母亲原谅自己的孩子，从而在法庭上出庭，帮助自己的孩子说话，从而可以让他被减刑，从宽惩处，但最后江歌的母亲没有答应，日本法院最终以日本最高的刑罚十二年有期徒刑，作为最终判决，宣布了凶手的刑期。
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杀人这样的事情，还是必须强制进行判决的，不可能进行简单的私了，最多只是减刑，而不可能出现无罪释放的情况，而在宋朝，只要民不举，就是官不究，即便是杀人也是如此，所以许多富人完全是用钱就能把事情解决，许多穷苦人家，虽然家里死了人，但是相比起去告这个人，还是拿一笔钱更加合算。
这一点你不能说他就是狼子野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死了一个人，便等于是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许多家庭就会因此而生活艰难，在这个时候，告一个富商，最后的结果最多也不过就是把这富商关进监狱，做上十几年的牢，又或者是判死刑，自己是痛快了，可以后呢，失去了家里的劳动力，他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与其如此，既然人都死了，那么拿一笔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更加迫切的事情，富商们对于自己的性命都十分珍惜，为了自己的性命，他们完全可以给一笔让这户人家好几年不用愁的钱，让他们不去告官，这对于失去了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谓十分重要。
得到了这笔钱，一家好几口人都可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告官，不仅仅要承担昂贵的诉讼费用，还需要不停的来往法院，其中消耗的精力和时间对于常人来说，绝对是折磨，而对于自己来说，或许除了出一口气，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宋朝的福利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不可能照顾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社会虽然极端贫穷很少，但依旧有大量的贫穷出现，如何照顾这些贫穷，就是巨大的问题，而他们受到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亲人，将杀死自己亲人的人放掉，从而得到一笔私了钱，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十分无奈的选择，但却也不得不这么选择。
而对于法院来说，这样做也有着社会上的必要，首先便是对于许多平民来说，告有钱人并不是最适合他的选择，给这些人一个私了的机会，让他们有第二种选择，这对于平民来说，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许多人在自己的家人被意外弄死，或者是故意弄死以后，都不会直接告官，而是去事主家里问能不能私了，如果可以的话，往往就会私了，花一笔三四十万贯的钱买一条命，在这个年代，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法院的工作能力有限，如今虽然建立了最为基础的法院制度，但是大学的培养速度是很慢的，自然不可能像现代一样，经过几十年，西方国家更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所产生的大量优秀的律师和法官不同，如今法院这东西在宋朝是十分新潮的东西，他们与法吏是完全不同的，必须要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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