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思想你能说哪种错了呢？现代人肯定认为，是第一种思想错了，人本身就是个体，是独立的，不应该要依附于他人，然后说第一种是错的，但第一种就是错的么？集体的力量确实要远远超出个体的力量，尤其是当一个集体团结之后就更是如此。
更何况如今这个时代，农业时代的气息尚且没有褪去，老百姓对于集体的意识还是十分浓郁的，个体主义在这个时代并不盛行，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孝道的定义，显然更加偏向于第一种，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从而成全集体的利益，这是大多数人心中的规范。
如果你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双方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因为这事关思想，而思想是很难改变的，你想要让一个相信第一条的人去做第二条的事情，他会认为是大不敬，是不孝子，而你如果想要劝说第二种人放弃自己的自由，从而成全集体的利益，这也是痴心妄想。
所以在这种问题下，朝廷也很难给出一个范式，但朝廷却能给出一个底线，那就是无论谁，对于孝道的讨论是可以的，无论是孝道应该在符合个体主义的前提下进行，还是孝道应该服从与集体主义，而个体主义应该让道，这都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能否认孝道是需要遵守的，如果直接否认孝道，认为子女可以不赡养父母，子女可以无视父母，那这种价值观，就是不可取的了。
同理，在宋朝，你可以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都是可以谈论的，但如果认为人是无法被教导的，也就是恶人不能被教育成好人，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谁也不能说人类本身就是善的，或者是恶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天生下来，就喜欢做坏事的人，反社会人类群就是此类，所以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性本善。
至于到底是性恶论，还是性善论，人类自古以来便争论不休，并没有一个统一答案，在中国，则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关系，所以性恶论被官方所摒弃，性善论成为了主流，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即便有人反对，也只是小部分人群而已，与主流人群的价值观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而在这个时代，随着人们的思潮翻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便又重新搬上了台面，而荀子，这位性恶论的代表也被众人抬了出来，此时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就变得十分激烈了，毕竟这涉及到人的本性，甚至是人作为万物之灵，到底有没有真的认识过自己，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即便不是学院派，而是贩夫走卒，甚至都会讨论一二。
所以朝廷对此也是十分重视，面对这种讨论，朝廷总体的态度是允许的，毕竟这种哲学层面的问题，并没有禁止的必要，到底是性善论正确，还是性恶论正确，这样的议论，对于讨论人性是有很好的帮助的，但许多人在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吵中间，却引发起了一些其他的异议，比如说性恶论的人认为，人是不可能因为教育而变成一个善良的人的，他的本身就是坏的。
从而引发他们对于刑法的态度产生的改变，他们认为，既然是恶人，那么通过法律的严惩，是无法改变他们思维的，那么既然如此，对于刑法以教育犯人，改造自我的初衷就必须进行改变了，所以这一派，强调严刑峻法，应该一个人如果犯了罪，就必须要严加惩处，甚至要用无期徒刑来监禁他，让他一辈子都无法离开监狱，从而保证其他公民的生命安全。
而性善论则对于刑法觉得惩处太过于严重了，在他们的眼中，人是善的，之所以会做坏事，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而是因为迫于无奈，是这个社会的压力，导致他们不得不去做坏事。
这一派便认为如今的刑罚太过于严苛了，不符合改造犯人的初衷，仅仅只是让犯人受罚，从而使被害者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那个施害者并没有得到拯救，而那户人家的损失也很难弥补了，所以这一派认为应该降低刑法，以及要对犯案的人员进行教育，让他们改过自新，从而重新加入进社会之中，成为这个社会的良好公民，而不单单是惩罚他们。
这种讨论，徐清是必须要制止的，因为这已经不再仅仅是哲学层面的探讨了，而是对于国家的政策进行讨论了，虽然人性的探讨，必然会影响社会各个层面，但现如今的影响，却是太大了，刑法，是国家仅次于宪法的**，他的判例只有朝廷能够左右，岂能民间随意讨论呢？
且如何判罚一个人，也远远不是道德观那么简单的事情，更牵扯到一个的公信力，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有权威，很简单，就两条，那就是恩威并举，赏罚分明，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朝廷能够遵从这一点，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不会黑暗，而恩威在宋朝，就必须出于上，而不是凭借几个人的讨论便可以妄图改变的。
再说这种讨论，其实是非常没有意义的行为，因为他们的探讨，仅仅只是在思考犯罪者能不能够改过自新，但对于犯罪者对于被害人的影响，对于被害人家人的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并没有做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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