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还是按照宋朝的模板在走，学习新大陆搞民主制度的国家则并没有几个，不过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毕竟任何制度都是需要改变的，他必须得符合这片土壤才行，中国从清朝到新中国，人类所发明的几乎全部制度都用过了，直到社会主义制度，才总算结合了中国的情况，最终确定为中国的制度。
这些都是要通过实验慢慢产生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决定的，现在全世界是在向着宋朝的制度进行改革，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与当地情况不符的状况，然后就会慢慢进行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有温和的，也有暴力的，比如说英国，相对来说就比较温和，当他们发现仅仅只采用民主制度无法治理国家之后，便从中国引进的文官制度，以保证政党换届选举的时候，政府不会瘫痪。
而比较暴力的就如法兰西这样的国家，从攻占巴士底狱到真正的法兰西共和国得以稳定，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死亡的人数更是十分庞大，这也是一种改变，在这段时间里，法兰西的断头台几乎没有停过，他斩杀了法兰西的皇帝，也斩杀了革命的领袖，贵族，牧师，总而言之，几乎从上到下，把整个法兰西都给砍了一遍，才算是终于给法兰西找到了一条出路。
这样的残忍变革也不是没有，现在一切尚且还太早，宋朝的制度适合自己，但并不代表适应所有民族，还有一个例子更能充分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秦王扫六合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庞大的秦帝国便烟消云散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六国百姓无法接受严苛的秦法，最后不胜其扰，只能造反起义，从而推翻了秦朝。
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六国百姓忍不了，而秦国百姓能够忍呢？这就是每一片土地上的文化所决定的，而商鞅更是根据秦人的想法制定的秦法，他们是适应秦人的，所以在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之后，最终秦人都接受了这一套秦法，从而使得秦国变法大成，成为战国时代最终的胜利者。
但这套方法用到其他六国就不行了，其他六国在此之前并不是法家治世，更多时候，老百姓还是比较自由的，突然之间让他们被秦法拘束，自然非常不习惯，这种变革来的太过猛烈，最后导致国家反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改革不像变革，他必须要慢，要保持适当的速度才行，就像商鞅那样，先要曲木立信，让老百姓相信政府，然后斩杀功勋，破除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话，然后再慢慢的执行秦法，一条条开始确立，最后使老百姓习惯这套法律，而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秦法都给规定死，然后要求别人必须遵守，这是不行的。
中国历代的变法，最后很多都是坏在一个快字上，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其实他的变法方法非常的好，但因为他太想成功了，执政的五年时间里，颁布的政策史册记载的便又二十多条，其中包括金融、农业、兵事、教育、科举等多个领域，这可是农业时代，一个国家哪里经得起如此的震荡，便是现代社会，也是缓慢推进才行，而王安石却一下子搞出这么多的政策，最后他自己根本无法一个人兼顾，只能分派任务给自己的下属，但这些下属又哪有他的能力呢，最后这些良政执行到地方全部变成了坏政，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快字，使变法失败了。
这个道理，现代人或许懂，但古代人可不懂，所以如今世界各国变法，很多都是求快的，都希望一下子便把自己的国家扭过来，希望短短几年的功夫便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如同宋朝一般强大的国家，但事实就是，很多国家的改革，最后变成了革命，当地百姓根本无法忍受宋朝的制度。
毕竟宋朝的制度虽然好，但也有不少的坏处，尤其是对于这些国家的贵族，当权者们来说，宋朝的制度，有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官员不是世袭罔替的，这对于贵族来说，自然是不可能忍受的，二来尊重商人，这在许多国家对于贵族们来说，也是不能忍受的，还有权利归于皇帝，贵族对自己的领地将不再有直接支配权，这些事情贵族是不可能接受的。
如果碰到一位英明的国王，或许还会跟贵族们商量，最后达成妥协，比如说明治维新时期的大政奉还，以及之后的废藩置县，版籍奉还，这都是和平的，通过给大名和武士们以年禄和崇高政治地位的方式，成功将贵族们在土地上的特权收回，封建的制度最后以和平的方式过度到资本主义时代，这无疑是英明的决定，当然，这样做也给日本留下了许多的隐患，比如说这些藩主们掌握着庞大的政治权利，从而可以影响国家的具体决策，而他们这些藩主的思维，本身还是陈旧的老思想，最终新建立起来的维新日本，自然也不免带上了封建主义色彩的温度。
所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不能算是完全从封建时代过度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从封建时代过度到了，依旧带有浓郁封建时代气息的资本主义时代，当然，通过这个代价，日本得以不留一滴血的完成了对于国家的整合，以此相比，欧洲的整合无疑要血腥的多，也残酷的多。
当然，也有通过给予权利从而使国家较为和平过渡的，比如说将贵族们纳入议会之中，典型的代表是英国，所以除了几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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