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越来越冷，宋统殷特地把李榆和张道浚请到家吃顿羊肉——宋统殷年纪大了，看见李榆、张道浚两个年轻人就喜欢，几乎视他俩为自己的子侄。三人吃饭的时候，李榆老老实实把平定州的事说了，宋统殷、张道浚听了捂着肚子大笑，说娄子敬这种以清官自诩的人一向自视甚高，居然被李榆一伙当兵的给耍了，一定气得睡不着觉。
李榆却一本正经地问：“大人，您和子玄兄给我讲讲，那个娄子敬说大明轻徭薄税，每亩田赋三十取其一，加派辽饷每亩九厘银似乎也不多，负担应该不重，为何百姓活不下去要背井离乡逃亡？还有那个娄知州也不像贪官，为何对治下的百姓如此暴虐？”
宋统殷笑着问道：“汉民本是武将，为何也对政务有兴趣？”
李榆红着脸说道：“大人，您可别笑话我，我这个人读书不长进，懂得道理不多，可我的丰州有五万乡亲要活命，我做梦都怕走错了路，让乡亲们跟着受苦啊！”
“汉民真是厚道人啊！”宋统殷收起笑容，表情严肃地讲道，“依照大明律法，大明的确是轻徭薄税，但这只是写在纸面上虚有其表罢了，实际上大明课税之沉重、力役之繁杂，远胜历朝历代，以江南苏湖为例，宋时亩税不过斗粮，元时更轻亩税只取三升上下，而大明亩税轻者斗余，重者十余斗，所谓轻徭薄赋不过是娄子敬这类不理实务的书生之言而已。”
李榆低头沉思着，宋统殷指着张道浚说道：“子玄，你是世代官宦人家出身，家学必定深厚，你来给汉民讲讲大明的税制。”
张道浚点头答应，压低声音讲起来：大明税制积弊已深，其弊端之一首先在于过于简陋，太祖皇帝在开国之初即废除外朝的丞相，由皇权总揽相权，国库也不分内外，财赋可以任由皇帝支配，而皇权缺少了外朝相权的协助，太祖不得不将大量朝廷必须承担的事务用最简单的办法推卸出去，朝廷承担的事务少了，皇帝拿到手的税赋就觉得足够多了，故此可以实行所谓的轻徭薄赋，但国用却不可能少，只是大部分负担被转嫁到民间和地方，比如供养官军，大明采用了卫所制，向军户发放土地，令其屯田自养，耕种所得大半也须缴屯田籽粒用于朝廷养兵，太祖自称不废百姓一粟而养兵百万，而卫所军户却形同奴役，其状苦不堪言；再比如赋税解运，大明以实物征缴赋税，太祖皇帝在民间设立里长、粮长催缴，不论路途远近，或去京师或去边镇，皆以里长、粮长组织民壮解运税赋，其中所需的力役、加耗极大，而这些全都压在了百姓身上；再比如地方政务所用，大明赋税存留地方者不过三成上下，地方存留既要用于地方政务，又要承担地方宗室俸禄，入不敷出实属常态，地方政务所用之财物、力役也只能摊派到地方百姓身上，故大明名为轻徭薄赋，实为税役繁重。
大明税制弊端之二在于保守僵化，太祖皇帝将天下民户编入《赋役黄册》、而将天下土地编成《鱼鳞图册》，以此为据征缴税赋力役，太祖以为所征赋税足以国用，遂依据洪武年的赋税，厘定各地税额为定制，并将大明各府县的税赋刻于大内石碑之上，诏告后世子孙永不加赋不得篡改，其后大明赋税有减无增，一般维持在每年二千六百万石左右，但天下总是在变的，人丁、土地在变化而税额却不变，这是何等的荒唐，比如太祖的《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就沿用至今，万历朝张居正曾核查户口、清丈土地，打算重修《黄册》和《鱼鳞册》，但大明积弊已深，显贵、豪强势力庞大，所谓重修两册只是风声大雨点小，最后草草收场，于国势并无大益；而太祖所立的卫所制也名存实亡，卫所田成了军官、豪强的私产，士兵无立足裹腹之地，要么沦为佃户要么就只能逃亡，朝廷无可用之兵，只能以募兵制代替卫所制，募兵就要有军饷，这笔钱太祖绝对想不到，朝廷入不敷出也就可想而知了；再比如宗室俸禄，太祖分封诸子于各地方，由各地存留供养，太祖当初不过封了二十四个藩王，如今两百六十年了，各地宗室已繁衍不下十万，地方存留如何供养得起，嘉靖朝御史林润就曾奏报，山西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诸府宗禄三百十二石，河南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宗禄百九十二万石，两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太祖也肯定想不到今天的窘境，大明后世天子们不敢改祖制，只能另谋他途，万历朝之矿税、加派就是此例。
大明税制弊端之三在于治税混乱，大明税赋之征缴，民间有里长、粮长，府县有胥吏，再往上有各级朝廷命官，环节太多而税役繁杂，每个层面都有机会上下其手，朝廷所征税赋落到百姓身上也许就是十倍有余，更麻烦的是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不缴税或少缴税，皇帝的皇庄土地，藩王的食禄土地，甚至外戚、勋贵以及太监巧取豪夺的土地根本不会缴税，有权势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军功的将门也可以得到不缴税或少缴税的优免，而大明各地税赋皆按祖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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