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很聪明，又肯实心做事，也许能帮朕一把。”皇帝这样想着，他现在最怕那些才华过人，自诩为清正，却办不来实务的文臣。
温体仁确实善解人意，他非常明白皇帝想做什么——袁崇焕一案已牵动整个朝局，东林一系的朝臣拼命为袁崇焕说好话，他们清楚袁崇焕一旦定案必是大罪，很可能是谋逆，袁崇焕背后又扯到推荐他的钱龙锡以及他的座师韩爌，袁崇焕本人的死活并不重要，但这两位大佬只要有一个卷进去，东林一系必定声名狼藉，这对于靠名声混饭吃的东林党就是灭顶之灾，而吃过东林党大亏的其他诸党朝臣当然也明白这点，死咬着袁崇焕这事不放，大明朝廷暗流涌动、党争再起。皇帝必须尽快结束这种局面，但他有些话还不好明说，当初他是何等信任这个人，可他竟然敢欺君罔上，擅杀一镇之帅，放任东虏顿兵京师城下，最可恶的是这个袁蛮子竟敢在召对时，公然胁迫朝廷与东虏和议，向朝臣们扬言“东人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基矣！”甚至还要求带兵入城，皇帝的反应就是大明又一次庚戌之变发生了，从那一刻起他实际就下了杀此人的心，皇帝迅速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京师九门及皇城们，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并提督京营，随后即抓捕袁崇焕下狱。
温体仁摸透了皇帝的心思，皇上不好出面做的事就由他做吧，温体仁一入阁，就找了一帮台谏官员中的无党派人士商议，其中也包括新任右佥都御史刘之纶，大家都认为必须尽快对袁崇焕议罪，结束目前混乱的朝局，但刘之纶又犯起书呆子脾气，坚持要查证属实才能弹劾，老资格的庶吉士温体仁把刘之纶骂了一顿，这种谋逆的事到哪查证？等你查清楚时，朝廷恐怕要斗得散架了。
最终山东道御史史范打了头阵，弹劾已经回乡的钱龙锡接受袁崇焕数万两私贿，并藏匿于亲友家中，皇帝要的就是有人开这个头，能否查证属实不重要——皇帝这些年也明白了，大明的官员只要不垮台就是清官，而一旦倒霉个个身上不干净，像钱龙锡、袁崇焕这种有势力的高官，不把他们批倒批臭连根铲除，休想查到脏银，接着兵部尚书梁廷栋趁机为自己裁撤东江酿成兵变辩护，袁崇焕向朝廷奏明杀毛文龙的理由之一是东江镇徒糜军饷而不建功，他以为东江镇的士兵手里都有钱，才下决心裁镇的，哪知道袁崇焕除了杀毛文龙时发了十万两安抚银子，其他时候就没给过人家钱，这家伙太坏了竟敢虚报冒领，欺骗朝廷贪墨银两不说，还误导了兵部的决策。而户部尚书毕自严也抱怨，户部拿不出太多银两输往宁远，折价了一些粮食送去，本来辽西粮价奇高，军民缺粮少食，这也是件好事，但宁远居然不给他面子，粮食不肯收，坚持向户部催要银两，其中肯定有贪墨之事。
大明皇帝这时表明了态度，命锦衣卫去松江抓捕钱龙锡解送京师，也不听群臣扯皮了，在平台的御前会议上，独断专行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敌长驱等罪名，定袁崇焕磔刑，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流二千里，这件拖了八个月的案子总算尘埃落定，东林党有了谋逆的污点，朝中势力从此没落，成基命很自觉地提出辞官返乡，而温体仁则为皇上立了一大功。
处理完袁崇焕的逆案，朝廷似乎才回到正常状态，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西北的局势，三边总督杨鹤到西北屁股还没坐稳，就遇到朝廷急诏西北五镇精锐入卫勤王，杨鹤手里无兵可用，根本无力弹压民变，好在他老人家官声不错，老百姓还比较信他，在他苦口婆心规劝下接受招安者为数不少，西北民变似乎有了压制住的希望，不过平静很快就打破了，杨鹤不但没兵而且没粮，受招安的流民没饭吃就四处抢劫，大户人家自然也会组织家丁、佃户反抗，周围的府县也不得不出手相助，结果双方又打成一团，杨鹤反而里外不是人，地方士绅怪他纵容匪盗，流民恨他言而无信，杨鹤欲哭无泪，一份接着一份请求朝廷赈济的奏疏发往京师。
西北的问题还没解决，山西又发来急奏，山西巡抚宋统殷弹劾杨鹤剿贼不力，而且还驱贼入晋，他在奏章中说，山西也遭大旱，流民数十万计，但山西教化有方，老百姓宁可饿死也不会给官府添麻烦，更不会造反了，可是自从有西北流贼过了黄河后，老百姓就开始不老实了，附贼者数不胜数，如此下去山西也将糜烂。宋统殷抱怨他的前任耿如杞把山西的家底败个精光，山西已无能战之将，也无可用之兵，他请求朝廷务必给他增派人马以守住黄河河防，而且他还希望把闲置在京师的靖虏副将李榆调到山西，以解山西无人能领兵平贼之困。
大同巡抚张宗衡也上书请求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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