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协这样干,群众也都跟着农协来了。但是,地主豪绅和反动派都恨得咬牙切齿,暗地里开始打上我们的算盘了。有一次,王厚庵把几个豪绅请到他炕上,他从烟灯下坐了起来,说:“我今天说话觉得脸红,咱们一个个胡子多长,竟然叫姓乔的一个娃羔子把咱们踩在脚下,给脖子尿尿,这口气,众位都能咽下去?”
这些王八蛋早就恨不得把乔国桢一口活吞了,但是平时一见农民的红缨梭镖就吐舌头,谁也不敢乱动。王厚庵这一激,都把黑心掏出来了。于是,他们商量派人在楼底坡先暗地里干掉乔国桢,再收拾农协。
(三)
1927年5月里的一天,乔国桢同志心事很重地对我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南京惨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说我们今后得提防着些,眼睛放亮些。
阴历六月初五下午,中共三原县委送来一封密信,说县城里的军队要来陵前,叫我们注意着。这时候天已快黑了,我们以为敌人总不会今晚上就来吧。
好久没有下雨,天气热得厉害。晚上乔国桢同志到大寨堡有事没有回来,副主席唐亦民同志回家去了。我和少廷海四个人,拉了几页席睡在学校(农协会的办公地方)的院子里。临到天亮的时候才凉快了。我睡得正香,忽听得从墙外跳进来个啥,我一惊,往起一站,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就顺声倒了下去,接着又是两枪,从耳边擦了过去。
我心里很清醒,知道自己脸上中了枪。敌人以为我已经死了,拉了一页席盖在我身上,我也就静静躺着,心想只要挨磨得敌人一走,群众就会来救的。
天明了,敌人把几个同志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问乔国桢在哪里?
这时,我听见从外边又拉进来一个人,马鞭不住地抽着。糟了,一定是老乔。
“姓乔的跑到哪里去了?”敌人吼叫着。“不知道!”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回答着。
“那姓乔的共产头常在你家里住,你不知道?”敌人气得像狼一样地号叫着。
“人长两条腿,会走会跑,我怎么能知道!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捉吗!”这声音很大,我一听知道这人是薛育文。他是个穷光棍汉,乔国桢同志常肯在他家里住。这时知道老乔真的走脱了,我心里真高兴啊!
“弄几页板把狗日的埋了,这么热的天,一会儿会臭的。”听声音知道这是土豪雒彦福。我心里不禁一惊:“这回怕逃不脱这狗日的手了!”
王厚庵也来了。他问:“打了的是不是乔国桢?”雒说:“不是,没有弄住。”
王说:“没有到大寨堡子去找?”不知谁说:“去过了,没见人。”
“他还能钻到牛尻子里去,不把这土匪头干掉,实在不能解恨。”他对革命仇气多大。
太阳偏西了,敌人还没有走。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太阳底下,这时我浑身跟火燎的一样。
正在这时候,猛的有人把我身上的席揭去了。喊道:“排长,这家伙还没有死。”
这一下完了。我浑身鼓足劲,等着枪响。可是,那排长却说:“没死,算了!留个活命,又不是头儿。”
敌人刚一走,群众就拥了满院。我妈一进来扑在我身上哭得气都上不来了。几个老太太给我熬红糖水喝,说是怕咽下去血,结在肚子里。当天连夜就把我送到富平庄里镇一个医院里。
(四)
住在医院里,我心里总不定,老乔现在怎样,跑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天,我们村里一个人来看我。他悄悄对我说:乔国桢和唐亦民同志来看你,到庄里街上被捉住送到三原押起来了。我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醒来后又是两股眼泪。
我胡思乱想,竟抱怨起他俩来了:为什么要来呢?就是我死了才只一个。这一下,就是我的伤好了,出去找谁呢?今后的工作又该怎么进行呢?在医院里我实在住不住了,伤一下也好不了,干脆就回来了。
回来一看,每天到县里探望老乔和唐亦民的群众络绎不绝。有的从自己家里打了“石头干饼”送去,有的在街上买的西瓜送去,保状呈文送个不停。有的群众提议,如果乔国桢同志真的牺牲了,要给他修座庙。敌人一时怕惹怒了群众,对他俩没敢杀害。后来经许权中同志的营救,才被释放。
老乔回到我家里,我俩一见面,那股高兴劲就甭说了。但他好像根本没有遇见过什么危险似的,反来给我壮胆。他问我:“害怕不?心里没有松劲吧?”
我说:“有啥害怕的!咱们要革人家的命,敌人自然要弄咱们。有他们就没有咱们,有咱们他们狗日的也别想活!这才是个开头,出水再看两腿泥。豁出这条命也得跟狗日的干到底,回头路我不走。”
他说:“只要你心里不含糊就行!我们党员永远也不能动摇。的确,这才是个开头,真正的斗争还在后边哩。看来我们非抓枪杆子不行,我们不能等着挨打呵。”
我问他今后咋办,他叫我先把伤治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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